基于云模型的区域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成熟度评价

基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成熟度视角，运用2019年我国内地省域数据，构建包含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创新环境4个维度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云模型评价方法，对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成熟度中最主要的影响维度；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整体处于中等成熟度，且不同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最后，基于全新视角，提出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成熟度的政策建议。     

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协同效应价值评估

绿色并购作为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方法，能否为重污染企业带来协同效应价值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提出基于灰色预测模型对收益法改进，并综合应用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B-S（Black-Scholes)模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协同效应价值进行评估。最后以中欣氟材收购高宝矿业为例，评估其绿色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价值。研究结果可为并购后管理者进一步加强资源整合、提高重污染企业的并购管理效率提供参考。     

新《政府会计制度》下往来款冲抵收支账务处理研究

在新《政府会计制度》下,存在一种不对等差额现象,当发生往来款项与实际收支冲抵时,因没有发生资金流转,按收付实现制相关原理,预算会计中不进行账务处理,导致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产生差额.如果差额不消除,最终将会影响到财务决算报告的准确性.通过"等量替代现金法"的应用,来消除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产生的差额,使年末财务决算报告相关数据更为真实完整,具有重要的意义.     

高铁开通能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将高铁开通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将社会网络分析与连续双重差分法相结合,实证验证高铁开通以及高铁网络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路径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是驱动效应在城市规模、区位、地理圈层和等级方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这一效应在高铁开通后第2年开始显现,而在第4年开始减弱;随着城市在高铁网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将不断增强;高铁开通间接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是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力量,且均存在时滞,而直接替代效应尚未显现;另外,高铁开通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进一步完善了高铁的经济环境效应评估,为理解高铁与城市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优化高铁布局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新能源制氢潜力评价研究——基于31省份2017年和2030年的分析

使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我国31省份的新能源制氢效率,从新能源制氢效率和新能源装机容量两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再应用熵权评价法,对我国31省份的新能源制氢潜力进行分析,同时研究了新能源制氢潜力2017—2030年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风电制氢的效率明显高于光伏制氢;西北和华北地区的新能源制氢潜力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西北和华南地区存在新能源制氢潜力与加氢设施建设之间短期发展不均衡的现象;2030年我国各省份新能源制氢效率和潜力较2017年都有所提升。最后,依据评价结果提出改善我国氢能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连续配筋混凝土复合式沥青路面施工技术的应用

本文介绍了连续复合钢筋混凝土路面的性能、结构原理和特性,并探讨了施工过程要求以及施工要点.通过一些研究分析可以看出,使用复合式沥青路面,能够在使用过程中有着足够的承载力,并且该方法的应用还可以减小了沥青使用的结构厚度,提高了整体路面工程的抗变形能力.     

基于最小二乘法研究大气氮氧化物分析仪不同反应室结构的适用性

反应室腔体是大气氮氧化物分析仪最为关键的结构组件,直接影响分析仪的长期稳定性.本文通过对设计的三种不同反应室结构为期11天的监测,研究三种反应室结构数据衰减率情况,并使用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及预测,结果表明,反应室结构(二)相比于其它两种反应室结构,数据衰减率均值低,在第四天后趋于稳定,24h漂移及预测的第二轮7天漂移均符合标准要求,同时,观察测试完成后反应室腔体内部附着结晶盐的实际现象,反应室结构(二)腔体内附着的结晶盐含量也最少,由此可见,反应室结构(二)在数据和实际现象上表现一致,具有明显的优势.     

我国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问题研究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视角下的多元参与

2019年10月31日国务院发布新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其从多个角度、不同层次,对我国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整合和梳理,对食品安全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做了科学的监管安排,在立法层面上将食品安全纳入社会共治的轨道中,通过多种具体的制度体系,确立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治理模式,推动了统一、科学、高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