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

通常认为地方官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积极角色,近来国家也有意通过干部交流促进省区平衡发展,但国内还没有定量识别地方官员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本文基于1978—2005年间省长(书记)交流样本构造了省长(书记)与省区相匹配的面板数据,系统地实证分析省长(书记)交流对流入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即省长交流效应),结果发现,整体而言,省长交流能够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这种省长交流效应是通过在流入地采取大力发展二产、重视一产、忽视三产的产业发展取向实现的。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有助于增进对加强干部交流破解省区发展不平衡的理解。     

地方官员异质性与公共服务供给绩效

本文在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宏观模型中考察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行为。地方政府官员负有提供生产性公共品与非生产性公共品的责任，生产性公共品增进经济产出效率，而非生产性公共品直接增进居民效用。地方政府官员在提供两类公共品的效率与能力上具有异质性，这导致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及公共服务供给绩效上的差异。这意味着，中央可以通过优化官员和地区之间的匹配，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改善。     

发展经济: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与企业的博弈

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在于理顺了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以及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在稳定子博彝完美均衡的委托代理框架下,抓住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特征,考察了中央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博彝行动,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行为模型化.地方经济发展本身面临不确定性,其发展绩效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发展收益在政府和企业间的分配取决于地方官员的清廉程度,而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和清廉程度均取决于中央提供委托代理合约的具体特征.研究发现,中央能够对地方官员设置合理的政治激励与经济报酬激励,以获得高政治支持,进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经济收益的合理分配,增进经济增长与和谐共融.     

区域市场的行政整合与经济增长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行政区划调整逐渐成为区域经济整合的一种重要方式。现有文献多从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竞争等角度解释我国区域发展,较少分析行政整合对地区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本文以2003年广东佛山"撤市建区"行政区划调整作为案例,采用合成控制法进行了实证分析,评估了行政整合对地区发展的重要影响。本文的发现表明地区内部行政区划调整能够实现市场整合,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加快地方经济增长。这为我国地级层面近年出现的"撤市建区"行政区划调整现象提供了一个经济学上的解释。     

我国关税调整对广东经济贸易的影响分析

2011年以来，我国对进口关税进行了一系列新的结构性调整。这是我国外贸政策调整和转变的一次具体表现，从我国外贸战略角度看，贸易平衡发展和转型升级是当前我国外贸发展面，晦的紧迫任务。本文收集近年我国关税调整方案及其对广东经济贸易的影响，首先是对近年来我国关税调整政策内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提炼了关税调整政策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特征，进而分析了这一系列调整对广东的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增长和发展转型所造成的影响，最后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供了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进生态效率了吗？

建立广义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从本地效应和区际互动双重视角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省份生态效率影响的驱动机理和作用效果。研究发现，产业结构高度化既能提高本省份也能提高其他省份的生态效率，即存在本地和外部双重正面效应；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生态效率则更多体现为正外部效应。从异质性上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更加有利于合理化本地正面效应以及高度化双重正面效应的发挥；合理化和高度化与环境规制的相互作用，更有利于本省份生态效率的提高。     

地方官员引领产业结构变动

新结构经济学在理论上揭示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引领产业结构变动的可能性。本文构造了中国省级官员与四位数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动相匹配的面板数据,系统分析省级官员对辖区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在1998-2007年间,平均而言,省委书记省长在短期内能引领辖区产业结构变动;其引领效应随任期增加而下降。本文的发现是相当稳健的,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在短期可以靠官员,在长期主要靠市场。     

经济增长目标影响了企业风险承担吗?-基于市场和政府双重视角的考察

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政治和财政激励的影响.地方政府每年都制定明确的经济增长目标以指导地方发展.虽然许多研究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研究了该目标的作用,但很少有研究具体考察增长目标在微观经济中的作用方式.文章从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角度,匹配2009-2015年233个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和2381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政府经济发展规划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研究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显著增加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在更换了企业风险承担和经济增长目标衡量方法以及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存在.在外部资源的调节效应方面,经济增长目标对能获得高政府补助、融资约束程度低以及能获得高贷款的企业的风险承受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而异质性检验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刺激效应主要体现在具有一定规模、国有企业和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以及主要体现在发展水平较低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城市中.这些发现表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正面影响主要还是地方政府主导资源分配的结果,而并非市场信号机制的结果.     

目标导向的微观机制:国有企业的关键作用

中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实践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目标导向,增长目标引领实际经济增长.目标引领实际经济增长,最终需要依靠企业这一微观主体来实现.本文基于现有文献及典型事实,提出了经济增长目标导向的微观企业实现异质性逻辑框架,在需要稳增长情形下,国有企业响应政府号召增加投资,非国有企业投资相应缩减.本文利用1998-2013年省级经济增长目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经济下行时期政府需要稳增长情形,发现在经济下行时期,目标导向作用显现,经济增长目标每提高1个百分点,国有企业投资平均增加约2个百分点,非国有企业投资平均减少约1.7个百分点.这个发现非常稳健,揭示了增长目标导向的微观机制,也深化了人们对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理论认识.     

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双边投资协定旨在为企业跨境投资活动提供制度性保障作用,在双边国际投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以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与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2004?2018年140个国家的国别面板数据,基于渐进型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双边投资协定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意愿并购,并提升了并购成功数量.(2)在动态效应上,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效应具有长期性,且促进幅度逐步提升.(3)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效应具有显著异质性,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效应在亚洲和非洲地区更为显著,对高制度质量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促进效应更强,且对非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4)拓展性检验发现,双边投资协定的文本质量对中国海外并购具有显著促进效应.(5)内在机制检验发现,通过对投资协定具体条款进行分解和量化后,"投资定义与范畴""公平公正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是影响双边投资协定促进中国海外并购的关键性条款.文章丰富了双边投资协定与海外并购关系领域的理论研究,并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及新一轮双边投资协定实践提供了政策启示,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