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模、地方治理与企业逃税

本文使用1998～2005年中国县级财政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利用国民收入账户原理和企业会计准则计算之间利润的差异,考察了县级政府规模和地方治理对企业所得税逃税的影响。我们发现,县级政府会将自身规模扩大后的财政压力施加到企业身上,从而提高企业面临的实际税负水平。但这并没有带来地方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反而会导致更多的企业逃税。政府规模指标(县级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会少报告0.8%的利润,这意味着企业会少缴纳0.8%的所得税。在那些地方政府治理水平更差、提供公共品能力更弱的县,这种现象会更为严重。本文的经验研究表明,政府规模过大和地方治理水平较低是导致企业逃税等非正规经济活动普遍存在的重要原因。     

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问题研究——以镇江为例

建立和完善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制度，是改善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本文以镇江市为例分析了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结合对共有产权制度、租赁经济住房和房屋置换模式的研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     

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问题研究——以镇江为例

建立和完善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制度,是改善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本文以镇江市为例分析了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结合对共有产权制度、租赁经济住房和房屋置换模式的研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了影响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和居住意愿的因素。分析发现,健康状况越差、日常生活能力(ADL)越差和配偶去世的农村老年人越可能与子女一起居住;他们主观意愿上更想与子女一起居住,显示这些老年人对家庭养老有更高的需求;经济收入高低和是否有养老金对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和居住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老年人与子女居住在一起主要是可以得到子女的贴身照料或情感慰藉,而不是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农村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和对老年人经济上的赡养支持并不能替代他们在生活照料和情感上的养老需求。     

行政区划壁垒、边界地区公共品提供与经济发展

行政区划壁垒是阻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首先分析了行政区划壁垒对省际交界地带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两种效应——边界跳跃效应和边界洼地效应,接着利用栅格级别夜间灯光亮度和公共品提供数据,对两种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第一,省际交界地带不存在显著的边界跳跃效应,紧邻省界两侧的地带在经济发展和公共品提供水平上都高度接近;第二,省际交界地带存在明显的边界洼地效应,越靠近省界的地区,经济发展和公共品提供水平越滞后,这一效应在距离省界20公里的范围内尤为明显。边界洼地效应的存在导致省内核心地带的经济发展难以辐射到边界地带,也可以作为边界跳跃效应不存在的原因。本文研究表明,进一步打破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界线的分割式治理体系,不仅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与平衡发展,也有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     

“乡财县管”改革、基层政府治理与经济发展

县乡两级政府处于我国政府层级的最末端,是大量公共事务的最终承担者,科学合理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保障。2004年以来,我国一些省份相继推行了乡财县管改革,由县级政府直接管理并监督乡镇财政,乡镇财政管理权被大幅度上收到县。本文利用2000-2019年的县域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乡财县管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乡财县管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机制分析显示,乡财县管减少了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抑制了财政供养人员规模膨胀,降低了税费负担。这些结果表明,加强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的财政管理与监督,有助于改善治理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本文也发现,在地形较为复杂的人口大县及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县,由于改革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县级政府获取信息的难度,不利于发挥乡镇政府的积极性,乡财县管对经济发展的提升效果相对较弱,这说明,乡财县管不宜“一刀切”地实行。     

财政分权、地方保护与中国的地区专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各地区的专业化水平受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的交织影响。地方政府的保护行为影响了中国地区间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本文着重考察了分权式改革后，财政分权驱动下的地方保护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我们利用Krugman地区专业化指数计算了1984—2004年中国各省的专业化水平，在控制了各种市场因素之后，使用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方法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会激励地方政府采取保护政策，从而导致地区非专业化。但是对外开放会逐步弱化财政分权的这种激励效应。本文还发现，分税制改革前后，财政分权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存在跨时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