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问题研究——以镇江为例

建立和完善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制度,是改善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本文以镇江市为例分析了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结合对共有产权制度、租赁经济住房和房屋置换模式的研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了影响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和居住意愿的因素。分析发现,健康状况越差、日常生活能力(ADL)越差和配偶去世的农村老年人越可能与子女一起居住;他们主观意愿上更想与子女一起居住,显示这些老年人对家庭养老有更高的需求;经济收入高低和是否有养老金对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和居住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老年人与子女居住在一起主要是可以得到子女的贴身照料或情感慰藉,而不是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农村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和对老年人经济上的赡养支持并不能替代他们在生活照料和情感上的养老需求。     

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异地发展与避税

本文基于区域性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利用2006-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数据,研究了城市间的企业所得税率差异对企业异地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企业异地发展的方向是由高税率城市转至低税率城市,且税率差越大,在目的地设立子公司的数量越多。第二,企业赴税收洼地设立子公司兼有真实投资和避税两种目的。母子公司所在城市间税率差异越大,侵占型关联交易的规模越大,这说明税收优惠政策在促进企业异地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更多的公司避税活动。第三,目的地的初始产业集聚水平是影响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真实投资作用的重要因素。目的地城市的初始产业集聚水平越低,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真实异地投资的作用越小,但企业的避税规模与目的地城市的产业集聚水平无关。本文的结论表明,政府在制定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时,应考虑区域间初始集聚经济水平差异,同时应防范企业利用异地发展进行避税,更合理地引导地区间资本流动。     

政府规模、地方治理与企业逃税

本文使用1998～2005年中国县级财政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利用国民收入账户原理和企业会计准则计算之间利润的差异,考察了县级政府规模和地方治理对企业所得税逃税的影响。我们发现,县级政府会将自身规模扩大后的财政压力施加到企业身上,从而提高企业面临的实际税负水平。但这并没有带来地方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反而会导致更多的企业逃税。政府规模指标(县级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会少报告0.8%的利润,这意味着企业会少缴纳0.8%的所得税。在那些地方政府治理水平更差、提供公共品能力更弱的县,这种现象会更为严重。本文的经验研究表明,政府规模过大和地方治理水平较低是导致企业逃税等非正规经济活动普遍存在的重要原因。     

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问题研究——以镇江为例

建立和完善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制度,是改善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本文以镇江市为例分析了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结合对共有产权制度、租赁经济住房和房屋置换模式的研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     

土地资源配置与城市创新：基于产业用地结构的研究

新发展理念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土地资源配置是政府推动创新、引导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以地谋发展模式”的衰竭,传统粗放式的土地资源供给模式难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土地资源总量有限的前提下土地供给结构向集约化转型迫在眉睫。为探究产业用地集约化供给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使用2007—2019年地级市层面的土地交易分行业数据与专利授权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产业用地供给结构集约化能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高。第二,地方政府增加高技术制造业用地出让占比能促进地区创新型企业的进入,引领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但对现有企业研发投入的提升作用不明显。第三,高技术制造业用地价格的市场化可以进一步引导土地集约化利用,更有利于发挥用地结构转变对创新的促进作用,说明数量配置与价格配置存在“互补”效应。因此,地方政府需推动土地供给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利用土地要素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挤出了中小企业贷款吗?

中小企业融资是党中央以及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将县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名单与2006—2011年县级金融机构贷款数据进行匹配,利用不同县域成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时间的差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首次从实证上发现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县域中小企业贷款的挤出效应。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将会显著降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放的中小企业贷款,但不会影响农村金融机构的中小企业贷款。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提高了县域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但未能在短期内带来经济产出的显著提升。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融资能够通过挤出中小企业贷款这一渠道对整个经济体系的资源配置产生影响。本文的发现对今后一个时期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和进一步深化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信用混同与地方政府债券定价扭曲——兼议完善地方债务管理体制的路径

本文从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的角度切入,研究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管理制度中的信用混同问题。使用2015—2022年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与交易数据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利差非常有限地反映省份层面和地级市层面违约风险。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中央转移支付依赖度较高的省份以及省内转移支付均等化力度较大的省份,由于各级政府之间的信用混同更为严重,地方政府债券定价对当地政府信用风险的包含水平更低。对比分析发现,同时期地方融资平台的城投债券发行利差对当地政府信用风险定价更有效。这些结果表明,地方债券管理体制当中“省级统一发行、转贷市县使用”和“自上而下严格限额管理”这两个特征尽管有助于严格限制表内债务规模,但是加重了不同层级政府间的信用混同,削弱了省以下政府作为债务资金实际使用者的风险主体地位,导致市场对各地区债务风险难以有效定价。本文研究表明,在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过程中,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消除地方政府债券背后不同层级政府的信用混同,发挥金融市场在揭示和防范风险中的积极作用,从而强化对地方政府举债的市场约束机制。     

“乡财县管”改革、基层政府治理与经济发展

县乡两级政府处于我国政府层级的最末端,是大量公共事务的最终承担者,科学合理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保障。2004年以来,我国一些省份相继推行了乡财县管改革,由县级政府直接管理并监督乡镇财政,乡镇财政管理权被大幅度上收到县。本文利用2000-2019年的县域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乡财县管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乡财县管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机制分析显示,乡财县管减少了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抑制了财政供养人员规模膨胀,降低了税费负担。这些结果表明,加强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的财政管理与监督,有助于改善治理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本文也发现,在地形较为复杂的人口大县及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县,由于改革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县级政府获取信息的难度,不利于发挥乡镇政府的积极性,乡财县管对经济发展的提升效果相对较弱,这说明,乡财县管不宜“一刀切”地实行。     

中小企业与经济增长——理论梳理和实证研究

中小企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本文采用工商注册登记数据,计算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中小企业的数量,并利用不同地区行业结构的差异和不同行业内中小企业增长趋势的异质性构造Bartik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评估中小企业数量增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小企业数量增加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这一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增进市场竞争程度、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创新、提高生产效率这两种机制实现的。在第一种机制中,中小企业数量越多,越能增进市场竞争程度,降低市场势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第二种机制中,中小企业数量增加会促进创新水平的提高,增加地区内的专利数量,提高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发现,在不同地区,中小企业数量增加都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并且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越强,这一促进效应也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