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定制下流通组织的网络化重构北大核心CSSCI

随着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加快向大规模定制演化,但流通方式却显落后,流通组织面临"脱媒"冲击。然而,借鉴"DIM"的产业组织范式,流通企业能够通过网络节点控制和网内外竞争,实现内部去等级化和外部非一体化,进而与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无缝契合。基于这种内在的契合机理,文章从供应链逆向整合、流通过程再造和"互联网+"窗口对接三个维度,提出了大规模定制下流通组织进行网络化重构的可行路径。据此,三维度的网络化重构视角为互联网时代的流通组织创新提供了补充意义的理论探索,同时,也有利于流通企业扭转当前在制造商去中间化"脱媒"冲击下的微利窘境。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与产业互动——基于面板联立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相关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从地区和行业层面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之间的产业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总体上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之间存在显著但非对称的双向互动关系,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小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的推动作用;(2)分地区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呈现出从东部向中部再到西部的阶梯型衰减趋势;(3)分行业来看,目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的双向互动主要发生在金融业,而其它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尚只有单向关联效应.     

市场结构、搜索引擎与竞价排名——以魏则西事件为例

近年来搜索引擎服务供给市场失灵现象频发,客观上要求对作为搜索引擎主要盈利模式的竞价排名机制进行全新考察.基于SCP范式分析框架和质量酬金拓展模型,从理论上探讨国内搜索引擎市场失灵的内在根源及其解决机制,再结合魏则西事件进行案例验证.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国内搜索引擎市场属于典型的寡头垄断市场,服务商通过竞价排名模式对广告主收取高价而获得垄断利润,但广告信息质量却因逆向选择效应而下降,进而造成服务商声誉受损.然而,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声誉租金均不足以激励垄断搜索引擎服务商建立竞价排名中的广告信息甄别机制.为此,政府相关部门应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合理干预和管控搜索引擎市场,建立有效的市场失灵解决机制.     

中国的产业互动发展被低估了吗？

研究目标：考察我国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发展关系。研究方法：基于2003~2014年中国省级工业行业数据，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对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发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间存在显著但非对称的双向互动关系，大致呈现从东部向中部再到西部的阶梯型衰减趋势；而且，前者对后者的拉动作用要小于后者对前者的推动作用，两种作用间的落差亦由东向西递减；此外，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来看，这种双向产业互动主要发生在金融业、房地产业等部门，其他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间的互动发展程度不高。研究创新：将先进制造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在考虑行业异质性和内生联立性的基础上，单独考察其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价值：有利于纠正目前对我国产业互动发展的低估，对加快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协同发展，振兴实体经济，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具有启示意义。     

对商业银行反垄断有利于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基于十九大报告关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考

我国商业银行既有行政垄断属性又有市场垄断特点。商业银行垄断是我国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制造业企业盈利能力微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确立市场竞争在商业银行中的主导地位，在加强对银行业监管的同时，提高商业银行的开放度和其他资本进入速度。中央银行要逐步建立市场化的基准利率及其调控机制，摆脱通过自律机制对涉嫌违法进行调控的困境。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开放发展观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篇富含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议题的大文章，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开放发展观。基于新发展格局的“双循环”属性，系统阐述新发展格局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新开放发展观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开放发展新理念、重要经济学维度以及重大意义。研究表明：构建新发展格局同马克思的资本循环与再生产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以及世界市场与国际分工理论一脉相承，因而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同时它又有着区别于过去发展阶段中旧开放发展观的新理念，包括制度型开放、国内市场规模优势、高水平自立自强、包容性经济全球化、统筹发展与安全。新发展格局下的高水平开放发展，要从层次、领域、范围、空间和次序五个重要维度进行拓展和协同推进。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开放发展观，对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鱼与熊掌兼得：平台经济二元监管框架及其福利效应

基于平台型企业“社会人”与“经济人”的双重角色，提出了一种平台自我监管与政府公共监管相协同的二元监管框架，并从理论和案例层面探讨了该框架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首先，从平台场域内部看，平台自我监管的实质是平台型企业将自身商业行为嵌入社会责任的一种功能，集中体现了平台的“社会人” 角色，而其掌握的大数据优势能为这种自我监管功能的实现提供技术支撑。其次，从平台场域外部看，平台型企业之间也在为争夺用户而相互竞争，表现为典型的“经济人”角色，其商业化动机偏差将削弱平台自我监管功能，需要政府公共监管必要的介入。最后，平台自我监管与政府公共监管组成的二元监管框架，在功能目标、技术手段和法律效力三个层面存在既互补又制衡的协同关系，对生产者福利和消费者福利均具有增进作用。上述发现对于“十四五”时期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