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比较

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不仅仅是扣除额大小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国家政策性税收实践问题。本文从比较的角度出发,通过成本费用扣除、个人免税扣除和生计费用扣除等三方面与国际上部分国家所得税税前扣除进行比较与借鉴,以实现按照纳税人实际纳税能力纳税的目标为出发点,明确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缺陷,完善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制度。     

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政策效应研究

研究目标：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政策效应。研究方法：以2015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A股主板）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并对比传统OLS回归方法，估计不同税收优惠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量及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激励作用，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税率优惠并用、税率优惠三种优惠方式，激励效应依次递减。研究创新：采用倾向得分法，将未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作为享受税收优惠企业的“反事实”结果，对比分析税收优惠政策对样本产生的“净效应”。研究价值：根据当前我国企业特征，优化研发投入税收优惠政策。     

纳税信用评级与企业投资结构偏向：“投实”抑或“向虚”

基于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了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可以显著引导企业投资结构更加偏向实体投资，表现为企业纳税信用评级为A可以激励企业增加实体投资，同时抑制金融资产投资。机制分析表明，纳税信用评级披露通过融资约束渠道、外部监督渠道和实体投资成本渠道，增加企业信贷融资规模、降低盈余管理以及缩小实体投资与金融投资的相对收益差距，促使企业投资结构偏向实体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在税收征管力度弱的地区，纳税信用评级披露能够发挥更大的“投实”激励效应，对强制性税收征管起到有益的补充。上述研究结论为通过纳税信用建设优化企业投资结构实现“双赢”提供了经验证据。     

“提信用”能“稳就业”吗——来自纳税信用评级披露的经验证据

在“稳就业”的政府目标和“信用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利用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披露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且这一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以及审计机构非“四大”和无分析师关注的企业中更为凸显。机制分析表明，纳税信用评级披露通过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抑制代理问题引致的内部资金耗散而增加企业劳动雇佣规模。从员工结构来看，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使企业雇佣了更多的生产员工和技能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