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否“利当前”并“惠长远”

本文将环境规制、污染累积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强度环境规制政策作用下的污染治理效应与经济增长特征.结论认为,污染治理方面,高强度环境规制通过增加污染排放的边际成本约束了污染型企业的排放行为,低强度环境规制未能抑制污染排放对环境的边际损害,随着污染的累积,低强度环境规制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会逐渐失效.经济增长方面,高强度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污染型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使得经济增长中的环境规制效应由“短期损失”向“长期收益”转化,而低强度或较弱的环境规制难以刺激污染型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不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在治理环境污染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符合“利当前”并“惠长远”的目标.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阶段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时变概率马尔科夫区制转移(MS-TVTP)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新凯恩斯附加预期的IS曲线,构造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一致合成指数代表综合产出缺口序列,选取状态空间模型估算预期变量,采用时变概率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MS-TVTP)模型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阶段运行特征与驱动机制.结论认为:产出缺口预期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显著为正,实际利率变量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显著为负,且两者的影响在不同区制具有明显的非对称特征.平滑概率和转换概率的估计结果显示,金融类和投资类先行指数是中国经济增长周期在各状态间转换的重要驱动因素.相对于促进经济回升,货币政策对经济的“降温”更有效.在经济回落时投资对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影响较为迅速,但由于投资周期和固定资本形成等原因,经济回升时投资发挥作用的滞后期明显加长.稳定预期并释放改革红利,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平抑经济周期波动是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