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稳定之锚”的启示

德国在经历了货币改革以及欧债危机等挑战后,经济和政治一直保持髙度稳定,成为发达经济体中稳定性的标杆。德国经济成功的基石不是一时之功,而是一系列制度因素构建的持久竞争力,包括聚焦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政策、稳中求进的政治传统以及高效的社保体系等。德国竞争力优势的制度性基石较难被复制,因此欧元区内经济可能长期呈现差异性,但德国通胀的稳定性,也为欧洲中央银行维持宽松政策及其他国家的复苏进程争取了更多时间。     

宏观审慎政策、经济周期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中国227家商业银行2005－201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增强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银行风险承担，而且这种显著的负向关系并不随着银行风险代理变量、经营辐射范围以及是否有外资入股等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经济周期会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产生非对称性影响，即相比在经济上行时期，在经济下行时期的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更强且更为显著。就可能的影响机制而言，本文发现宏观审慎政策通过提高银行盈利能力，从而降低银行风险承担。       

险资股权投资的结构性改革研究*——基于险资投资的倒U型效应分析

保险资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能否发挥促进公司绩效提升的作用在已有研究和监管政策制定上都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以2005-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险资持股比例对上市公司绩效以及估值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效应，相应机制研究表明险资持股通过显著影响两类代理成本的渠道发挥治理作用。在适度持股比例以下，险资增持能够降低被投资公司管理费用率和其他应收款占比，并提高资产周转率，从而降低两类代理成本；持股超过一定比例反而造成两类代理成本上升。险资持股比例变化对保险机构调研次数的影响则从公司治理参与角度印证了以上结论。对倒U型曲线效应的深入分析既有助于深化对机构投资者影响公司绩效的多重效应和机制的认识，同时为在金融机构层面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险资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供参考。     

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

新冠疫情冲击了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稳定。很多国家推出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应对危机。从经典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博弈理论来看，应对本次疫情冲击的各国货币政策协调性不足，“以邻为壑”的非合作均衡效果明显。为数不多的货币政策协调也存在执行力不足、深度与广度不够、新兴市场国家话语权低等问题。在世界经济紧密联系、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加强的背景下，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国际组织需要创设协议和合作剩余分配机制，寻找货币政策刺激效果和防止国际资产泡沫之间的平衡，加强政策沟通和信息共享，提高新兴市场国家话语权，建设有效的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机制。中国应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建立长期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在现有的IMF和G20等平台上发挥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协调桥梁作用，通过持续开展央行间技术性合作等措施参与和推进协调进程。     

基于供应链金融的中小企业融资模式分析

改革开放的深化,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原本人与人对接的金融交易成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金融交易活动。 供应链之间交易的模式可以降低企业和银行的成本,实现双赢。 本篇将基于供应链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模式进行分析。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进入信息时代,在互联网大背景下金融理念和管理方式得以发展,扩大了金融服务领域。 文章分析了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情况,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策略,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