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程与基本立场

<正>中美BIT的签订于中美两国均意义非凡,对于新一轮国际投资规则重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如何实现实质公平而非形式公平,既需要中国进一步的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也需要美国更大度的相互理解和妥协让步。2015年6月,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在该轮中美经济对话中,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简称"BIT")谈判     

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实践效果:文献综述北大核心CSSCISSCI

常规货币政策可能使中央银行面临名义利率零下限约束,而且长期低利率政策所引发的金融不稳定效应会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灵。为此,中央银行需要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2001年以来,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先后实施了大规模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与政策实践相适应,学术界有关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研究也日益增多。本文旨在对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进行概述,并着重讨论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实践中的实施效果。我们也分析了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可能会遇到的主要风险。     

中国机构投资者异质性探析

在我国机构投资者已呈现多元化共同发展的背景下,研究其异质性对于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均具有积极意义。文章从持股规模、投资限制、资金来源及投资者适格性、盈利模式、激励机制等六方面总结当前我国机构投资者的不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发展建议。     

思考世界秩序的不同方式

从观念结构的角度出发,作者认为观念结构有两个面向:共时性和历时性。共时性如同一副全景式的画面,能够同时看到不同权力实体——国家或帝国——的相对地位,而历时性关注的是世界权力性质的结构性变化。对于参与国际关系的国家和其他实体而言,它们包括了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新现实主义所见到的外部由人口、资源、军事能力以及经济能力组成,内部则包括现实生活、思维本质和社会,而国家只是社会的一种表现方式。中国和西方的历史经验对塑造世界秩序产生了各自的影响。源于二元论思想的西方传统一方面导致了实证主义的产生并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另一方面又引起了有关文明上升、衰落以及可能重生的历史主义和周期论。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一方面与所谓的英国学派在某些方面有交集之处,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历史主义传统;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也可能助长了中国国内美国式的实证主义和进步信念的发展。     

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现状、流动途径和影响因素

2003年之后,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内的房地产、股票市场价格高涨,大量热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本文以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为研究对象,重点对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的规模、影响资本流入和流出的主要因素等进行分析。在长期内利差和人民币预期升值率都是影响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的主要因素,但是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更加重要。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快汇率改革,同时要在开放之中提高资本管制的有效性。     

后WTO时代的中国经济

中国加入WTO已经一周年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WTO效应是否已经体现出来了?是的,我们确实看到了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外商直接投资继续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区分这些变化到底是周期因素还是长期趋势,我们也无法判断带来这些变化的原因中,有多少能够归功于WTO.毕竟,中国加入WTO还只有一年的时间.政策的调整需要时间,调整后的政策真正发挥效力更需要时间.     

TRIPS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

在多边贸易进程中，WID的协定和规则主要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TRIPS就是发达国家利益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具体表现。在发达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发达国家享有谋划本国知识产权政策的自由。TRIPS的实施将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并将其锁定在低技术水平上。     

中国视野下的世界秩序:天下、帝国和世界

近来,中国思想日益引起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这既是为了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因为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拥有制度性权力来推行它的世界观。"天下"这个概念引起关注,既因为它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治理国家和理解自己的关键,也是因为对天下作为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的讨论在21世纪正再次流行起来。作者通过考察"天下"这个概念来理解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作者首先概述当前关于"大度"的和"无外"的天下体系的流行讨论;然后考察几个因对"天下"的解读方式而引起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它对待"他者"的方式何以会鼓励异己的皈依,而不是导向对异己的征服;最后指出,受天下观冲击最大的不是世界政治,而是中国的国内政治,因为后者模糊了帝国和全球化、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的概念边界。     

汇率目标区研究综述

本文首先指出了研究汇率目标区的意义,然后叙述了目标区概念的提出及发展。在克鲁格曼提出了系统的汇率目标区理论之后,人们进行了大量经验检验以验证其正确性。随后,人们主要在三个方面修改其假设,试图完善汇率目标区理论。假设央行在区间内干预的粘性价格研究在解释实行汇率目标区国家的汇率变动方面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但是这种方法仍与经济现实存在一定差距。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的两个关键在于确定中心汇率和波动区间。我国学者对于汇率目标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需进一步深入。     

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结构性减税与最优政策选择

财政政策的最优政策选择问题对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具有指导意义。既往的研究忽略了利用动态一般均衡的方法探求具有双重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与结构性减税支出的政策选择问题。本文利用引入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和结构性减税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测算比较基建支出和结构性减税的政策福利效应。研究表明：具有双重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不仅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促进产出,还可以通过挤入居民消费的方式加强政策福利效应。经过测算,短期的基建支出乘数大于结构性减税的政策乘数。同时,基建支出长期平均产出乘数小于结构性减税的平均产出乘数。与结构性减税政策相比,增加基建支出对于财政资金有限的政府是短期内更加有效的产出刺激政策,但在长期中,结构性减税政策不仅具有较高的政策效应,还可以从消费、劳动、投资等角度实现结构性政策目标。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会导致各地区的最优政策选择存在差异性：发达地区可以通过结构性税收政策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同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而欠发达地区则更应该注重运用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支出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但随着人口逐渐从欠发达地区流出,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基建支出是否是可行之策,还需要考虑区域协调发展等诸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