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保护、非国有股权与企业创新——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证研究

非国有产权是否真正促进创新是事关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利用2008-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中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样本公司数据,考察了非国有股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非国有股权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总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发明创新没有显著作用效果;其中,企业内高管股权促进了公司总创新,但对发明创新没有显著作用;境内与境外非国有法人股权对总创新及发明创新均没有显著作用.进一步地,本研究还发现,非国有股权在强法律保护下能够显著促进公司总创新及发明创新;高管持股在不同法律保护下对公司创新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不同类型的股权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创新的不同效果,这对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建设促进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化特征如何影响文化贸易联系持续期?

文化贸易联系持续期能够彰显一国的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而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文化特征对于文化贸易联系持续期的影响。本文基于1996—2016年中国HS六位码大样本微观文化产品数据，以及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文化特征以及文化贸易联系持续期指标，采用多种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共同宗教以及高民主程度对文化贸易联系持续期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出口目的国信任度水平、个人主义、外国语言接受度则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负向抑制效应；不同文化产品种类中，视听类、其他视觉品和手工艺等核心文化产品以及非中间品文化特征的影响较为显著；不同文化距离以及贸易持续期样本中，文化距离越小、贸易持续期越长，文化特征的影响越强。此外，本文还探究文化特征视角下出口品质对贸易联系持续期可能的影响机制。基于上述分析，要积极利用多种途径提升核心文化产品的贸易联系持续期，尤其重点关注出口目的国的文化特征影响，降低由于出口目的国文化禀赋造成的不利影响，进而提升中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     

沪、港、深股市的动态相关性研究——基于DCC-GARCH模型

充分了解不同区域证券市场之间的联动性不仅可以帮助监管当局提高风险控制效率,还有利于投资者合理制定投资策略,分散风险。我国于2014年11月正式开启了"沪港通",这无疑将给内地股市带来深远的影响。本文运用DCC-GARCH模型分析了1997年1月至2015年3月间上证指数、深圳成指及恒生指数的收益率,从而考察沪、深、港三地股票市场之间的联动性,实证结果表明沪市和港市之间的相关性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迅速增大,至今都保持在0.5以上的水平,且2009年以后波动性明显降低。但"沪港通"启动之后,沪港股市之间的相关性没有明显增强,从该角度来说没有加深沪港两市之间的风险传染。而深港股市之间的相关性较沪港之间的相关程度要低,波动也比沪港相关性的波动剧烈,但整体形态与沪港相关性走势很相近,整体呈上升趋势。另外,深市和沪市之间存在着高达0.9的相关性,在2006年5月之后相关系数稳定性有所增强。     

中国保险公司操作风险度量——基于Solvency Ⅱ的借鉴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保险市场的逐步成熟,我国保险公司对传统风险的管理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管体系,但是对于操作风险管理,一直停留在理论研究上。操作风险作为影响金融机构能否正常经营的重要因素之一,早已引起了国际银行业和保险业的重视:巴塞尔新协议给出了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多种计量方法,欧盟SolvencyⅡ也在计算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资本要求中单独设立操作风险资本要求。但国内的保险公司在实际经营中往往采用定性监管甚至为了追求利润忽略操作风险,这也导致了我国多家保险公司发生了操作风险损失事件。本文在对保险公司的操作风险概述基础上,介绍了国际上多种操作风险计量方法和我国的现状,对标准法和SolvencyⅡ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以探索适合我国保险公司操作风险的度量的方法,希望能够呼吁我国保险业对操作风险度量予以关注!     

上市促进了企业创新吗?——来自创业板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利用手工收集的2009-2013年在创业板市场申请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样本以及企业创新专利变量,经过对成功上市企业与终止上市企业的样本匹配,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上市是否促进我国创业板制造业企业创新,研究结果表明,上市显著促进了企业专利创新。进一步地,我们探讨了上市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结果发现,上市通过改善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而上市没能通过影响代理问题作用于企业创新。该结果意味着直接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担及融资机制能够降低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创新。这不仅为直接金融促进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我国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资本市场,进而促进经济转型、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     

文化产品出口增长:来自价格还是质量?

文章基于1996~2013年中国文化贸易HS六位码数据,通过构建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和出口质量指标,对文化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总体来看,文化产品出口价格、出口质量与出口集约边际间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与出口扩展边际间存在一定的负向抑制效应,即中国文化贸易增长可能存在"低质竞价"模式。进一步,在二元边际水平较高的核心文化产品与较长的贸易持续期样本中,上述影响效应均显著存在。同时,在不同出口二元边际指标和持续期分类样本估计中,多种稳健性回归结果也均验证了上述结论。基于此,如何破解出口价格和出口质量对文化贸易高端出口能力的抑制效应,可能是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与国家软实力提升的关键所在。     

僵尸企业与货币政策降杠杆

近年来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持续攀升与结构性分化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僵尸企业杠杆率显著高于正常企业并居高不下,而正常企业中的非国有企业则出现显著的"降杠杆",且其杠杆率大幅下降的时段恰逢货币政策转向紧缩。本文尝试探讨僵尸企业是否干扰了货币政策传导,进而导致非金融企业降杠杆出现结构分化。研究发现: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银行资金成本,实现货币政策意图,当僵尸企业以优惠利率从银行获得贷款时,为弥补资金成本,银行会提高正常企业的贷款利率("信贷成本转嫁效应"),导致正常企业融资被挤出;货币政策紧缩时,僵尸企业在企业中的比重越高,对正常企业贷款利率的转嫁效应越强,正常企业的融资成本更高,从而杠杆率越低。基于企业微观数据,实证分析验证了前述理论机制。因此,在"结构性去杠杆"聚焦于所有制差异的同时,更应注重僵尸企业处置,改善信贷资源分配效率,促进宏观调控政策精准发力。     

淮海经济区城市网络结构及优化发展构想

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背景下,高速流动的经济和信息促使城市网络成为区域组织模式和空间结构的重要动因。文章构建了基于经济联系绝对强度、经济联系相对强度和信息联系强度的三种城市网络模型,从网络密度、特征向量中心度、核心—边缘结构、凝聚子群等角度,探究了2000—2015年淮海经济区经济和信息联系的城市网络结构。结果表明:淮海经济区的经济联系绝对强度、经济联系相对强度、信息联系强度等网络密度分别以34.09%、30.35%和46.02%的年增长率迅速提升;淮海经济区的核心城市为徐州市、连云港市、淮安市和宿迁市,次核心城市为盐城市、泰安市和枣庄市,无论是经济联系绝对强度、经济联系相对强度,还是信息联系强度,徐州均是淮海经济区的首要中心城市;淮海经济区内"小组团"现象明显,存在4个地方性城市子群,分别是徐蚌组团、东部沿海组团、鲁南组团和西部协作组团。最后,提出推进淮海经济区城市网络结构优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减税降费的作用与关键环节

从2012年的结构性减税迈向今天的减税降费,中国累计为市场主体减负超过3万亿元,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正在路上。面对不断推出的政策红利,各方对中国减税降费重要作用的理解尚停留在减负层面,对如何把握减税降费的关键环节还有一定分歧。为此,本研究从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战略高度,以及缩小名义税费负担与实际负担间差异的角度,探讨现阶段减税降费的重要作用。提出应努力打通宏观减负战略与中微观减负成效间的联系,妥善处理体制变革、支出压力与财政稳定下的减税降费,这是保证减税降费措施全面起效、持续发挥政策引领作用的关键。     

中美双边工业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福利核算与分配问题研究

现代贸易方式不仅导致贸易利益在全球价值链上进行分配,还带来了贸易隐含污染排放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分布。两国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除了表现为贸易经济福利的分配,还表现为贸易隐含碳福利的分配。本文将贸易增加值分解法结合MRIO模型对2000—2014年中美双边工业品贸易增加值所隐含的碳福利分配及影响机制展开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中美双边工业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福利分配中,碳福利逆差在中国,碳福利顺差在美国;(2)中美工业品贸易碳福利级差经历了“先扩大,后收窄”的过程,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双边碳福利不平衡状况重新呈现扩大趋势;(3)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价值链地位提升以及对美进口规模扩大都有助于改善碳福利逆差的局面,但美国对中国不断扩大的中间品和最终品需求以及双边复杂的技术关联结构仍是中国碳福利逆差的主导因素;(4)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可能将导致对出口国加征关税会通过降低进口消费侧排放的方式恶化加征国的贸易隐含碳福利。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同时覆盖中国加入WTO以及美国次贷危机两个重要节点,这对于重新审视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下双边贸易隐含碳福利分配构建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为中美未来贸易谈判以及全球碳排放责任认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