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结构、新型城镇化与碳减排效应

中国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对碳减排发挥关键作用.基于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进行检验,考察了财政支出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提高非经济性公共支出占比有利于减少碳排放,非经济性公共支出通过规模效应、预算效应与替代效应对碳排放保持促进作用,而直接效应与环境规制效应对碳排放保持抑制作用;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财政支出影响碳排放的重要路径,利用经济城镇化指标衡量中介效应时,发现非经济性公共支出与碳排放存在负向关系,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稳定经济发展和优化产业结构,减少碳排放;利用人口城镇化指标衡量中介效应时,发现非经济性公共支出与碳排放存在正向关系,通过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来调节城镇人口和就业水平,实现碳减排目标.因此,需推进财政支出政策向绿色低碳、生态协调发展模式转型,发挥财政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导向作用并加快产业绿色升级,形成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生产要素结构：补偿还是挤出？

为回答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调整如何引起企业生产要素结构调整,在补偿效应和挤出效应两方面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利用PSM-DID模型实证检验了2018年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对前期已享受过50%扣除比例企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加计扣除政策调整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政策调整对资本要素具有补偿效应,对劳动要素的补偿效应强于挤出效应,短期可以增加普通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创新环境好的东部地区企业、创新动力大的民营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政策的影响显著,但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创造就业岗位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煤炭资源税改革若干问题与对策建议——以山西为例

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后,已经成为诸多资源型地区税收的重要来源。以煤炭大省山西为例,论述了资源税改革的总体情况和取得的效果,探讨煤炭资源税改革后税率设计、税负公平、功能作用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包括改进税率设置方式、强化煤炭资源税与煤炭行业增值税的协调配合、重新设立煤炭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专项基金、确定环境治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