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中国制造业增长效率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在主要发达国家逆全球化进程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中国制造业增长效率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本文运用随机前沿模型(SFA)和数据包络分析(DEA),对OECD国家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针对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国制造业整体水平及其细分产业增长效率的全球排序、中国制造业增长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国制造业增长效率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研究.中国具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产业基础:中国制造业大部分细分产业垂直专业化指数较低,说明中国制造业已经摆脱了产业链低端锁定的低效率风险;同时,完备的集成配套能力和较高的产业贸易竞争力使中国制造业具有较高的产业技术效率,实质性地转变了中国制造业被动嵌入全球产业链的状况.然而,中国制造业细分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世界排序较靠后,且大多数呈负增长状态,尤其与日本、美国和德国相比仍处于劣势,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不足,在技术创新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这些不足和差距是中国制造业匹配新发展格局的主要障碍.     

互联网应用、 技能溢价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兼论如何有效化解"索洛悖论"

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基于A-H模型,选取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制造业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互联网应用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了技能溢价在互联网应用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当互联网应用产生的创新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时,能够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当替代效应大于创新效应时,互联网应用对制造业生产过程产生了非适应性冲击,出现"索洛悖论";技能溢价能够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调节互联网应用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增强互联网的创新效应,从而有效化解"索洛悖论".     

高铁网络、逆集聚与城市创新

使用1999-2017年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准实验研究框架,并结合90米分辨率的地理坡度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研究高铁网络对沿线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主要发现:(1)高铁网络引发的科研人才流动实际造成沿线城市的科研人才产生了逆集聚现象;(2)高铁网络引发的沿线城市科研人才逆集聚现象是降低城市创新水平的重要原因,主要发生在非东部地区以及科研人才集聚水平较低的城市;(3)科研人才集聚借助高铁网络存在从小城市向大城市转移的趋势,并在创新总量上有利于促使区域创新产出水平显著提高;(4)流动不等于集聚,虽然科研人才借助高铁网络会从非东部地区沿线城市向东部地区流动,但东部地区沿线城市的科研人才集聚水平却是未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因此,基于沿线城市高质量创新发展视角,政府应出台相应的人才引进政策促使科研人才集聚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布局,加速科研人才集聚从小城市向沿线大城市的转移进程,疏通人才集聚的"内循环"流动通道.     

研判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趋势

2018年以来,美国单边挑起贸易争端,频繁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和技术封锁,中美双边制造业投资面临紧张的国内外形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冲击全球经济体系,为中美双边制造业投资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基于2008~2019年中美双边制造业直接投资数据的研究发现,整体来看,中美投资机制不畅通导致双边直接投资体量小,跨国运营经验不足导致中国赴美直接投资收益较低,美方加强中企赴美投资管控导致投资风险增加。短期看,中美政策风险增加导致双边投资下降,特别是我国在美投资难度加大;但长期看,世界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化大趋势不变,中美直接投资领域仍有较大挖潜空间。     

银行竞争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

本文研究了银行竞争程度的变动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大小的影响。本文将我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建立多元回归模型验证银行竞争形势的加剧是否会影响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本文认为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面临显著的融资约束，而且银行竞争与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之间呈现U型关系，即随着银行竞争的加剧，融资约束呈现先放松后收紧的趋势。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8)"数据,文章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检验、Dagum基尼系数分解、核密度估计和Markov链等分析工具,多视角分析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变.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和空间集聚特征;区域间差异是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全国和三大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呈现向右移动趋势;各发展状态较为稳定,且彼此之间的流动性较低,呈渐进式动态演进.据此,研究从市场和政府联合调控、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及统筹区域间和区域内发展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来自285个地级市的经验研究

基于2005—2018年中国内地285个地级市数据，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进行测度分析，实证考察科技人才集聚对TFP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与TFP空间分异特征显著，但二者具有较强的时空一致性，即科技人才集聚特征显著的城市，其TFP也相对稳定；②城市科技人才集聚对TFP的影响呈倒U型，但研究期内大多数城市仍处于集聚效应占主导阶段,科技人才集聚通过提升城市技术进步水平促进TFP增长，而科技人才集聚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③不同类型城市科技人才集聚对其TFP影响的异质性显著，且适宜集聚区间也存在差异。省会城市及一、二线城市等优势特征显著的城市所能承受的科技人才集聚规模上限更高，有利于通过释放集聚红利促进TFP增长，而非省会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等则拐点值较低。     

人工智能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基于中国工业机器人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人工智能成为新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的背景下,智能化生产作为制造业创新的重要方式,为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本研究基于2006-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人工智能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和合理化水平具有促进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在区域层面体现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在时间维度上体现在德国"工业4.0"概念提出后,而在产业领域上体现在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高端服务业等产业;机制检验发现,人工智能可以提升整体经济生产率并且创造新兴产业就业岗位,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浅析制造业企业内部控制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随着我国经济体系的转型以及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制造业企业面临的压力在不断加大。科学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规范企业工作流程有重要的促进性作用，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让企业合理配置资源。企业在执行内部控制的流程中形成规范的程序，才能让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制造业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支柱，却有不少制造业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完善的内部控制措施，甚至产生管理工作的重大漏洞，使企业面临破产的危机。因此有必要针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并形成合理的措施，为制造业企业的规范化运营奠定基础。     

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多重中介效应研究

在中美贸易摩擦频发、中国传统贸易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是应对复杂国际贸易环境的重要举措.而推动协同集聚是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途径,研究协同集聚通过哪些途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是理顺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关键任务.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虽然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研发人员数量增加,产业结构升级也能促进中国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但研发人员数量不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研发投入强度不断提升,研发投入强度也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亦能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制定政策不断提升科技研发的投入强度,提高研发投入效率,大力推动信息化技术的运用,促进研发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持续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