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开通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以高铁开通这一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7年中国271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首先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进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整体上，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和进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从动态效应上看，高铁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拉动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凭借创新效应、结构效应与配置效应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其中创新效应发挥的作用最强，而结构效应的影响较弱。（3）异质性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拉动作用在东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更为显著。（4）基于地理距离圈层的扩展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对不同圈层内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效应呈"倒U"型变化趋势，且在距中心城市200 km处达到最大。     

“营改增”提高还是降低了服务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意愿?——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文章以"营改增"试点服务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2008-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借助政策实施前后公司专利数量的变化，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双视角经验研究了"营改增"对服务业企业技术创新意愿的影响。双重差分模型（DID）、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DID）以及三重差分模型（DDD）的估计结果都一致地表明，"营改增"政策显著地抑制了服务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意愿；进一步地，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营改增"对服务业企业技术创新意愿的抑制作用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绩效实现。上述检验结果意味着，"营改增"通过提高服务业企业的经营绩效使得企业在较低的创新水平上也能够很好地生存，鉴于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性，企业行为更趋于短期化，对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率缺乏足够的动力和热情。文章不仅丰富了"营改增"之于企业创新的实证研究，而且有助于理解中国企业缺乏创新动力的制度性诱因，对政府后续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而明晰的政策含义。     

两控区政策与二氧化硫减排——基于倍差法的经验研究

通过面板数据倍差法回归分析,检验了我国设立酸雨污染和二氧化硫(SO2)污染控制区(简称"两控区")政策对区内外城市SO2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该政策在显著控制污染排放的同时,也显著抑制了区内经济增长。将酸雨区与SO2区分开来考察可以发现,前者的减排效果不佳且成本过高,而后者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效果。对此,我国在提高减排效率方面,应实施区域总体控制措施,建立污染排放权交易市场,解除能源和资源价格管制。     

高铁开通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以高铁开通这一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7年中国271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首先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进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整体上，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和进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从动态效应上看，高铁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拉动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凭借创新效应、结构效应与配置效应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其中创新效应发挥的作用最强，而结构效应的影响较弱。（3）异质性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拉动作用在东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更为显著。（4）基于地理距离圈层的扩展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对不同圈层内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效应呈"倒U"型变化趋势，且在距中心城市200 km处达到最大。     

“省管县”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来自浙江省各县的经验分析

基于1998-2007年浙江省各县级数据，本文首次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浙江“省管县”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剔除了其他相关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后，实行“省管县”体制改革各县经济增长率要比尚未实行该政策的各县经济增长率高出1．489个百分点。     

文化产业扶贫政策的增收和减贫效应:微观机制和贵州农民画的经验

基于贫困家庭微观决策的文化产业扶贫模型显示，该政策促使贫困家庭生产将有限劳动时间配置到边际产出更高的文化产品生产，并最终增加人均家庭收入和提高福利水平。为测度文化产业扶贫的增收和减贫效果并验证其微观作用机制，实证部分利用2006~2017年世界银行贵州调查项目的农村家庭微观定点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倍差法（DID）对2013年开始试点的贵州水城县农民画产业扶贫项目进行政策效果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该政策可导致参与该项目的贫困家庭年人均收入增长额外提高22.6%，且在考虑政策强度和政策质量差异后其增收效应仍然显著。以文化产品劳动时间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该扶贫政策通过增加贫困家庭的文化产品生产时间和文化产品销售收入间接提高家庭人均收入，政策导致贫困家庭平均每年额外投入348小时进行文化产品生产并获得9670元的农民画销售收入。此外，对该政策的年度和累计脱贫率估计显示文化产业扶贫具有显著的减贫效果，项目覆盖的8个村民小组年均和累计脱贫率分别额外提高7.69%和13.82%。最后，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年度效应估计还显示，文化产业扶贫政策在考察期内存在持续增收和稳定脱贫的性质。     

政府水污染防治对重点流域企业投资的影响——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0—2017年间我国中部六省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对相关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该《办法》实施后对中部六省重污染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且表现出较好的持续性;通过对中部六省三大产业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发现,其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仅在包含重污染企业的第二产业内显著存在,而对第一产业内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存在明显的滞后现象,同时对第三产业内的企业投资不存在显著影响;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以及排除预期效应和测量误差后,其对重污染企业投资抑制作用的直接效应和持续效应依旧存在,说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推高了珠三角地区房价吗?——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模型,采用2012—2018年中国37个地级市城市(9个珠三角城市加28个其他省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对珠三角地区房价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效果,然后运用莫兰指数探究珠三角地区内房价变动是否存在空间效应。结果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对珠三角地区房价存在显著正效应,且对不同人口规模和房价水平城市的房价影响效应存在不平衡性;珠三角地区房地产市场尚不存在明显的空间效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的出台在短期内可能会进一步拉开区域内各城市房价水平差距。基于此,珠三角地区在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历史发展机遇的同时,不能忽视房价波动风险,应坚决执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确保区域协调与高质量发展。     

高铁开通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

文章通过理论分析,探讨了高铁开通影响区域创新活动以及区域创新差距的内在机制,进而以是否开通高铁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4年-2015年中国287个地级市的数据,实证分析了高铁开通对区域创新及其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考察期内,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水平,其机制主要在于高铁开通后所引发的创新要素流动效应;高铁开通能够对区域创新差距产生重要影响:即相对于未开通高铁的城市来说,开通高铁城市的创新能力和创新速度持续提升,这能够进一步拉大区域之间的创新差距;且高铁开通在促进区域创新过程中也存在着显著的时间动态效应。分地区估计结果显示,高铁开通能够促进东部地区城市创新活动的开展,也拉大了其内在的创新差距;而由于高铁开通所引发的人才流失,高铁开通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创新活动及其差距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文章研究结论可能为优化中国区域创新格局、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启示。     

碳交易政策下区域减排潜力研究——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创新双重视角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对于充分激发碳交易政策的区域碳减排潜力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基于2005-2017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采用DID和PSM-DID方法评估碳交易政策对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在SFA模型测算技术创新效率的基础上，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和技术创新效率两个方面探讨碳交易政策的作用机制，同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区域验证。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能推动试点和非试点地区协同减排；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从东部、中部到西部，碳交易政策的碳减排效应逐渐减弱；产业结构调整中，产业结构高级化更多受益于碳交易政策，产业结构合理化作用较弱，技术创新效率提升效果也较为明显。基于此，从完善碳市场建设、制定差异化政策、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协同减排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旨在促进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