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股市资产价值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自CHFS的微观证据

近年来针对股市资产价值变动与消费关系的研究多采用宏观数据，难以揭示股市资产价值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细节。为克服以上缺陷，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股市资产价值变动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股市资产价值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总体较弱，其中市值变动的财富效应主要体现在改善性消费上，而对饮食等日常必须消费和奢侈品消费影响较小，这可能与我国居民的收入结构和投资方式有关；（2）随着年龄增长，居民的收入分布和资产配置倾向发生改变，股市资产价值变动对不同年龄居民消费的影响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U型分布。研究结论揭示了股市资产价值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分布特征，为今后股市改革方向提供了建议。     

高速铁路对居民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高速铁路开通对居民消费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3-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高速铁路对居民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我国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2)周边地区的高铁运营对本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有促进作用,但二者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高速铁路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呈倒U型;(3)周边地区高铁通过影响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旅客周转量来促进当地居民消费水平提升。为此,我国需要充分利用居民消费的空间依赖性来改善各地区居民的消费,完善和优化现有的高铁网络,以高铁发展带动消费水平提升,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适宜的消费环境。     

房地产价格、居民消费与经济波动关系研究——基于35个大中城市数据的BEKK模型分析

本文以全国和35个大中城市自2005年第三季度到2011年第三季度的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BEKK模型实证检验了房价的波动与居民消费、经济波动之间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发现,不同地区的溢出效应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对不同地区相应采取的针对房价的宏观调控政策应有所区别。     

转轨时期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比较研究

本文选取分省(市、自治区)的板块统计数据,运用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假说以及动态建模方法,对转轨时期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居民中受流动性约束者的比重要大于农村居民,而农村居民对不确定性以及实际利率变动的反应则要比城镇居民更加敏感,同时,其长期收入弹性系数也较城镇居民要高一些。因此,解决目前的消费不振,迫切需要更多地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     

健康冲击、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消费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健康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健康冲击显著降低了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但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地减轻这种影响;同时就分指标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一级维度中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二级维度中的信贷、保险、货币基金以及支付这四个子指标均显著地平滑了冲击下的家庭消费。就作用机制而言,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和强化非正式社交网络来帮助家庭应对健康冲击对消费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显示,健康冲击对中西部地区、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及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家庭影响更大,同时这种影响还与冲击的程度正相关,进而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在这部分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进一步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金融包容性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在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家庭福利、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的积极作用。     

购房借贷约束与缴存家庭消费——基于公积金运营流动性视角的分析

研究制约住房公积金制度效率的因素及作用机制,对保障国民安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首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阐述了流动性压力下,公积金对缴存家庭贷款决策与消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借贷约束会显著降低缴存家庭使用公积金贷款的概率;流动性压力是公积金管理机构提高贷款门槛,从而降低借贷受约束家庭使用公积金贷款概率的重要原因;未获得公积金贷款支持的缴存家庭因购房成本的增加,家庭的非耐用品消费受到显著抑制。本文进一步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处理内生性问题,识别结果显示上述结论稳健可靠。本文研究表明:改善运营资金流动性不仅有助于提高公积金制度的运行效率,完善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还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提振内需,并为企业减费降负提供有效支持。     

中国居民消费决定中的财政分权因素

本文首次建立引入财政分权因素的跨期消费资产定价模型,证明中国财政分权是居民消费决定中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分权程度提高会带来居民收入增长,进而促进消费的增加;另一方面,分权程度提高会导致居民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强,进而引起消费的下降。基于中国29个省区1990-200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判断。研究发现:预期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同时受财政分权因素影响,当它们共同进入模型时,只有预期收入水平系数显著为正,收入不确定性变量系数显著水平不稳定且符号不符合预期。无论引入控制变量,还是调整变量度量指标,研究结论都是稳健的。缺失财政分权因素的消费资产定价模型对于中国情况缺乏解释力,融入财政分权因素的模型则较好地拟合中国实际。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本文就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样本期的居民消费,且这一促进效应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以及中低收入阶层家庭更为明显,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除覆盖广度外,使用深度以及使用深度指标中支付、保险与货币基金这三个子指标均显著促进居民消费;(2)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便利居民支付两种机制促进了样本期的居民消费;(3)使用工具变量法以及将数据集替换为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结论比较稳健和可靠;(4)人力资本差异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当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能力越强时,数字普惠金融对样本期居民消费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5)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衣着、居住、日用品、交通通信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6)家庭债务收入比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仅仅促进了中低债务收入比家庭的消费支出,而对高债务收入比家庭的消费支出却存在不显著的抑制效应,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确实增加了家庭的债务收入比,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也需提防居民家庭债务的过度和过快增长。     

收入差异下的住房财富效应分化——基于283个地级市数据和CHFS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收入分配结构因素纳入LC-PIH模型,试图从收入分层角度寻找我国住房市场弱财富效应的根源。基于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和CHFS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房价对消费的影响具有门限特征,中等收入城市的住房财富效应最为明显;收入作用下的家庭住房财富效应也呈现倒U形。总体上,我国住房财富效应较弱源于收入的结构性差异,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可能导致房价上涨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被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的挤出作用抵消。     

集体主义与居民家庭消费——来自中国的经验发现

采用详实的微观调查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集体主义对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社会融入、情感表达和自我控制等四个方面,本文进一步构造了综合集体主义观念,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的回归结果显示,综合集体主义观念显著提高了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其中,稳定的社会网络、社会融入和情感表达显著促进了居民家庭消费,而自我控制显著抑制了居民家庭消费。分消费类型看,综合集体主义观念及稳定的社会网络显著提高了不同类型的家庭消费。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在互联网普及率更高的地区,集体主义对居民家庭消费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小。本文的政策涵义在于,在促进居民消费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应重视集体主义文化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及其因区域信息化水平不同而产生的差异,以提高政策的精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