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与中东欧合作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本文对河北省2012年以来与中东欧合作的成绩分别从优势产能合作、招商引资合作、开通中东欧专列、文化交流合作进行了综合梳理,对河北省与中东欧合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改进问题的对策建议。     

解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形成的原因

随着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美国出现了全球所独有的巨额贸易逆差,并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分析其贸易逆差形成的原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当今全球贸易的新特点,重点分析了美国制造业商品贸易的变化,指出美国信息产业等诸多产业已经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这种全球性的产业转移和技术扩散引致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是其巨额贸易逆差形成和扩大的主要原因。     

外资溢出效应与竞争效应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影响

本文通过建立分析框架,运用平行数据模型方法,以广东为例分析了外资溢出效应与竞争效应对中国内资工业部门以及不同所有制工业部门的影响。我们发现,外资对中国内资工业部门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而负向的竞争效应超过正向的溢出效应,外资对内资工业部门的净效应是为负的。这说明至少在短期,外资对内资工业部门冲击很大。研究还发现,外资对不同所有制工业部门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是不同的。外资对国有工业企业冲击最大,而以私营、三资企业为主的其他工业企业受益最大。最后,文章提出了促进外资对中国内资工业部门技术扩散的政策建议。     

美元特权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探析

美元特权的形成使贸易逆差成为输出美元的主要途径,并对贸易逆差起到了助长作用,集中表现在美元特权使美国维持着巨额贸易逆差而不受外汇储备短缺的制约和金融危机的威胁,却使其他追求美元储备的国家依靠贸易顺差和过度储蓄来摆脱不利处境,从而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动了美国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但贸易逆差的继续发展和未来的调整势必会影响美元特权地位的巩固,使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面临极大的风险。     

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空心化效应研究

本文在探讨制造业OFDI的“离本土化”和“离制造化”两类空心化效应发生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包含资本要素的动态制造业空心化模型,并结合2003-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OFDI规模的过快扩张会造成中国制造业资本存量的缩减和实际利率的上升,制造业资本会向虚拟经济领域流动,制造业资本一劳动比下降,进而出现“离制造化”现象;相较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成本变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受OFDI的资本挤出更明显;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单一且更为要素密集型,OFDI会通过利率传导机制削弱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在新兴产业发展不足的情形下,更容易发生“离制造化”现象;金融危机之后,因产能输出的需要,中国制造业OFDI增速加快,资本净流入对国内制造业资本形成促进作用减弱。最后,本文就如何防范制造业“空心化”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思考。     

我国钢铁业的国际竞争力比较分析

我国虽然连续六年是世界第一产钢大国,但同时钢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同钢铁强国相比,我国钢铁业集中度低,产品结构不合理,研发投入严重不足,由此造成了钢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差。本文选取四种竞争力比较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MS)、“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CA)、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及相对贸易优势指数(RTA)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我国钢铁的国际竞争力的措施     

跨国公司组织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跨国公司组织具有突出的矛盾特性，如全球化与当地化、大与小、集权与分权等。研究者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跨国公司组织的理论意义，并进行了广泛,由此导致了跨国公司组织理论在组织特征的认识、网络组织与模糊边界以及理论综合等若干方面有了新的进展。     

失地农民安置模式选择研究

失地农民安置方式对失地农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而传统安置模式的失效,引起失地农民问题的产生。土地换保障型、土地入股型、留地安置、综合开发及土地集中开发等创新安置模式,虽然顺利解决了城市化和失地农民发展的矛盾,实现了城市发展和失地农民的双赢。但是,从农民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看,各有其优缺点,对安置模式的选择,应考虑长久可持续的就业安置和发展的模式,解决失地农民贫困化问题。     

知识产权保护差异与贸易摩擦诱发机制——基于利益集团视角的分析

文章在简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差异的现状和原因之后,从利益集团的视角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需求和供给的形成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的诱发机制。研究结论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集团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形成了不同的知识产权保护需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从政治捐赠和总福利水平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形成了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供给。从而形成了制度层面和产品层面的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的诱发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