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幸福满意度作为一种对生活的综合认知和态度,会影响到居民的风险偏好,进而影响其金融资产选择。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幸福满意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情况进行实证分。研究结果表明,幸福满意度与风险资产持有显著负相关、与参与股票交易显著负相关。此外,财富是影响家庭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或者商业健康保险、教育水平的提高、自有住房拥有率增加等,都有助于促进家庭对股票市场的参与及对风险资产的持有。     

和谐社会构建与政府干预的路径选择-从英国政府拟实行人体器官捐赠"推定同意"规则谈起

和谐社会的要义在于,政府干预在增加某些居民的福利时,不能以另外一些居民的福利损失为代价。目前在各国盛行的以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前提的自由主义政府干预理论难以满足这种严格的帕累托改进要求。本文采用行为经济学分析框架,以器官捐赠为例,剖析居民认知偏差导致行为偏误的形成机制,以此重新构建政府干预的微观基础,修正政府干预边界,促成政府干预的技术创新。行为经济学框架下以锁定政策为代表的不对称家长制干预技术,能够有效纠正那些具有认知偏差的居民的行为偏误,却不会对理性居民造成负的外部性影响。这种干预效果的非对称结构与帕累托改进标准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可为和谐社会政府干预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     

投名状vs．污点证人制度—团伙犯罪刑罚设计的行为法经济学分析

犯罪团伙成员在被捕后接受审讯时，会由于承受不住压力而表现出招供的冲动。本文以行为法经济学“短视”认知偏差模型对这种冲动的形成机制进行模拟，同时还将证明，犯罪团伙在新成员加入时要求的“投名状”是防止成员日后招供和自首的锁定措施；政府当局实施的污点证人制度则是一种鼓励招供和自首的反锁定设计。以模型的技术结构和结论为基础，本文还对一些富有中国特色的团伙犯罪刑罚实践进行了评析，并就刑罚优化设计进行了讨论。     

消费文化、认知偏差与消费行为偏差

本文放松了理性经济人假设,在行为经济学双曲线贴现模型框架下,以"自我控制"认知偏差及相应的模型参数设定对东西方消费文化差异进行了技术表达,进而阐明了消费过度(欧美国家)和消费不足(东亚国家)这两类消费行为偏差的形成机制。本文采用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1978—2007年的面板数据,以儒家虚拟变量和性生活指数作为消费文化的替代变量检验了文化与消费的关系。结果表明,在解释东西方消费率差异时,预防性储蓄等传统理论的解释力远低于不可观测的国家个体效应。儒家虚拟变量和性生活指数能分别解释国家个体效应的28%和58%。这表明消费文化等不随时间改变的个体因素比传统变量更能解释各国居民的消费差异。实践层面上,双曲线贴现模型中锁定技术能有效纠正"自我控制"认知偏差,从而消解儒家文化对消费的深度抑制,可为扩大内需政策创新提供思路启发和技术支撑。     

高管人员信息披露造假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在决定是否要进行虚假信息披露时,上市公司高管人员需要在造假收益与未来可能的惩罚之间进行比较计算.行为经济学不一致时间偏好理论模型表明.行为主体存在"短视"认知偏差,他们能够进行理性的长期规划,但在实践时却会因对短期收益的过度重视、对未来成本的估计不足,而出现持续的有违初衷的不当行为.以此模型可以逻辑地解释初衷良好的高管人员持续造假的形成机制,而针对"短视"偏差的反偏差设计有助于拓宽证券监管思路.     

社会公平偏好与打击“黄牛党”

按照法和经济学的效率标准,能够促进交易双方福利的"黄牛党"行为不应该受到政府干预。行为法经济学则认为,除了效率原则之外,交易主体还存在对公平的偏好。文章采用这个分析框架,对公平偏好的表现形式及其对交易态度的影响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分析表明,当某种交易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数量离大家公认的参考水平相去甚远时,必然会被视为不公平而遭到普遍的反对,以此可以解释全球各国对"黄牛党"类交易行为的普遍禁止。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资本结构——基于主动曝光次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样本公司管理者主动曝光次数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衡量指标,利用国内500强上市公司2006-2010年的面板数据,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传统影响因子(资产规模、有形资产率、盈利能力、成长机会、实际所得税率、独立董事比例)之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即管理者自信程度越强,越倾向于股权融资。实证结果还表明,作为过度自信替代指标,管理者主动曝光次数比传统的管理者持股对企业资本结构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衍生金融工具的演变对公司法股东至上原则的影响及修正

传统公司法以股东至上为基本原则,并以此为轴心进行系列制度安排.衍生金融工具的应用,使股票与债券等原生金融工具蕴涵的收益与风险要素得以重新打包组合,满足投资者个性化需求.但是附着原生金融工具上的法律的权利与义务却未能完全对应地转移,使得股权与债权的界线逐渐模糊,形成公司法对除股东以外的其他类型投资者保护的缺口.公司法应该对这些新型的交易关系进行确认,对股东至上原则进行修正,调整保护对象和范围,容纳更多的与公司发展攸关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