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商业周期及其中国化:理论发展与经验检验

政治家如何赢得更多的支持上台执政是中西方政府换届面临的共同难题.2020年美国大选再次引起全球密切关注.在欧美民主制度安排下,公民选票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便为政治家创造了足够的激励刻意营造选前经济繁荣以谋求连选连任,为此特朗普精心营造选前金融和经济繁荣.诺德豪斯创设的机会主义模型为政治商业周期开辟了理论空间,此后对欧美发达国家选举的实证检验推动了政治商业周期理论的繁荣,特别是五大模型的成熟;而对新兴国家的经验分析进一步拓展了政治商业周期的研究空间、增强了理论活力.区别于西方政治商业周期,中国政治商业周期表现为显著的"任期周期"特性,即地方政府主官实际任期分布及政治更替所带来的经济波动影响,就经验研究而言,具体表现为倒U型分布及相关形式特征,如"三上二下式倒U型分布".对中国问题的探讨拓展了政治商业周期理论的内涵,有助于增强对中国模式的认识,并丰富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能否创造另一个人口红利? ——基于劳动力市场干预效应的经验研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目前中国覆盖最广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它能否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劳动力供给,其机制又是怎样?认识这些问题,对再造中国的人口红利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发现,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能提高参加人群平均劳动收入约5.6%,且这种效应在流动人口中更加显著,达到12%.同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能降低参加者劳动时间约10%、 提高工资率20%.这说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确实有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并通过释放农村劳动力改善了配置效率,进一步促进收入的提高.     

经济新常态：对中国奇迹的再审视

中国经济奇迹能否延续，经济新常态是关键，而经济新常态则由政治新常态所决定。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启示是，政府主导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前提。然而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在官僚自利主导下逐渐异化为政府管控，由此造成市场化进程中的机会主义盛行。与中国经济奇迹相伴而生的是扭曲的经济结构、不规范的市场以及政府掠夺性行为。中国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深化改革所释放的制度红利成为下一步发展的关键。新一届政府以作风建设和强力反腐作为突破口，推动政治变革，加速经济转轨。与经济新常态相伴而生的是政治新常态，究其内涵，除了规范市场和强化法治外，服务型政府及专家治国体制均是必要的。一个监管而非管控市场的政府、一个崇尚法治的服务型政府、一个官员精于治理而不背政治包袱的政府，主导着规范而非扭曲的市场经济，构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内涵。     

扶持之手还是掠夺之手?——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抉择研究

本文通过对2003—2011年中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教育和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相对于扶持之手,掠夺之手对中国省级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抉择更具解释力。教育固定资产投资受到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挤占,仅能反映民众的一般性社会需求,并受到资金、土地资源以及中央政府调控的强烈限制;而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则在官僚意志和官员私利的主导下,几乎挣脱了资金、土地资源和中央政府禁令的限制。由此,得以看清中国省级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抉择背后的掠夺之手的行为逻辑。然而,针对学者们所暗含的"掠夺之手仅具有纯粹的掠夺性",本文则提出了质疑,笔者认为:掠夺之手具有混合性,掠夺性包含了扶持性。     

自存与共存的平衡:对构建多层次住房体系的思考

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是新时代的政治承诺.构建多层次住房体系是解决住房难题的根本之道,而其所蕴含的自存与共存相平衡的文化哲学观则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个人与群体最大幸福的理念根源.政府通过有效管理房、 地供求关系,严格控制过度投机,能够有效满足住房供给.妥善解决住房难题,中央政府仍需加快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和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这是适应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更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自存与共存的平衡为城市发展提供新活力,中国坚持发展为人民,新时代中国解决住房难题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