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信息风险被市场定价了吗——来自中国股市的证据

近来,一些研究指出私有信息交易是股票收益的决定因素之一,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对其也日渐接受并采用。但是,私有信息交易在中国股市是否可以有效地作为一个风险定价因子,并没有明确的答案。采用Fama-MacBeth两阶段横截面检验,并结合多因子模型,本文发现,除市场、公司规模、账面市值比和惯性因子以外,知情交易的因子负载无法预测资产收益。这意味着,在中国股市采用私有信息或知情交易概率作为定价因子或信息交易含量测度值得进一步商榷。     

风险厌恶测定与我国银行治理效率的实证研究

基于FDIC对商业银行贷款损失所设定的概率分布,本文利用VaR方法对商业银行风险厌恶程度进行了测定,并利用我国上市银行2004～2008年间的财务数据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厌恶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可以反映其风险厌恶程度,风险厌恶程度在风险控制中得到充分体现.银行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净资产回报率越高.     

冷漠是理性的吗?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与投资者保护

基于深交所独特的网络投票数据,本文从公司治理和投资者保护视角,考察两个层面的问题:中小股东是否积极参与公司决策?中小股东利益是否得到保护?结果表明,中小股东参与度与公司治理负相关;网络投票平台能够表达中小股东意愿,且能够保护其利益;整体上,中小股东的“冷漠”是非理性的,并损害了其利益;但就中小股东对议案的认同度而言,则存在“搭便车”式的边际收益。本研究为市场监管与投资者保护提供了明晰的政策支持。     

中国股市波动与经济波动的传递性研究

基于1994~2004年度的月份数据,对股市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研究。我们采用Schwert(1989)的12阶自回归模型对各经济变量序列的波动性进行估计,并进一步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和冲击反应函数考察各波动序列之间的内在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Granger因果检定中,股市波动并未受到总体经济波动的影响,说明股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的经济信息;股市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冲击反应函数则显示,股市波动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影响大体在6~8个月以内传递完毕。     

利率市场化能降低企业营运风险吗?——基于融资约束和企业金融化的双重视角

如何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结构性调节功能并促进企业有序运营与健康发展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其在微观层面如何影响实体经济运行引起了高度关注。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诠释了利率市场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金融化进而降低企业营运风险的逻辑关系。为识别利率市场化与企业营运风险之间的因果效应,本文以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10月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限和2013年7月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限为外生冲击,基于融资约束差异构造准自然实验为上述理论推断提供经验证据。特别地,利率市场化每增加1单位标准差,企业营运风险平均约下降样本标准差的2.39%。异质性分析表明,利率市场化对企业营运风险的抑制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行业竞争程度较高、投资机会较多的企业中尤为明显。本文研究对于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R~2、异常收益与交易的信息成分

在CAPM回归中,低R^2的公司的价格是否更有效地反映了公司的特质信息在学术界始终存在争论。在R^2与公司特征变量的横截面检验基础之上,我们通过一个零成本投资组合考察了两个竞争性的理论。结果发现,（1）R^2与公司信息环境有显著关系,而且对于市场信息反应不够有效的公司,R^2会更低;（2）低酽股票组合短期的异常收益有更明显的时间序列可预测性和横截面风险,这说明在我国股市,低群代表了资产价格中更大的噪音成分;（3）股票的R^2与其价格中所包含的信息不对称或逆向选择成分呈负相关。     

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

本文研究了中国股市公司治理与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之间的关系。我们考察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是否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结果表明,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市场反应为负,变更事件显著导致公司未来业绩变差,这说明变更对绩效的影响是无效率的。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公司治理水平较差的公司更倾向于变更募集资金投向。     

市场透明度改变影响交易者行为吗？

基于中国证券市场2003年12月8日提高市场透明度这一事件，本文对市场透明度提高对交易者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市场透明度提高明显改变了交易者的交易策略，主要表现为交易者整体交易指令的激进程度降低，其中交易者减少提交市价指令，增加了撤单的频率。研究还发现，市场透明度提高导致交易者提交价格增进的限价指令的比例下降，而提交小额交易指令的比例增加，同时交易者对交易环境的改变具有学习与逐步适应的能力。     

金融机构扶贫是否提升了企业生产率?——来自券商帮扶的证据

本文考察脱贫攻坚战以及券商帮扶对贫困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内在传导机制.基于2013-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将贫困县企业与邻近非贫困县企业进行倾向性得分配对,进行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显示,在实施脱贫攻坚之后,贫困县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显著提升.其中,券商帮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当券商具备较多的行业专长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券商帮扶显著缓解贫困县企业融资约束,扩大企业债券融资规模,这表明我国金融中介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金融扶贫和智力扶贫的双重作用.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融资约束较高、机构持股较低以及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脱贫攻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研究对如何更合理科学地评估我国扶贫政策的经济后果以及金融中介在反贫困中的作用提供了明晰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