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赤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本文在概括性描述我国金融发展的典型事实并重新构造度量指标的基础上,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我国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证实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对我国金融发展有显著的作用,其中财政赤字对经济货币化指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重新构造的金融相关比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以股票资产交易额衡量的资本市场发展指标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而金融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显著,政府的扩张性支出行为驱动的金融发展即通过提高资本积累而不是资本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的可持续性是不容乐观的。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和创新公共融资模式。     

基础设施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劳动力转移的视角

本文考察了基础设施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探讨了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和机制。基准分析发现,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均可以带来显著的收入分配改善效果,即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基础设施可以同时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因而总体上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还对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做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基础设施能够有效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从而提高农业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和农村居民收入,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构调整抑或财政效应?

本文利用1993～2006年中国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财政收支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间接而持续的双重挤压作用;而整体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不具有显著的作用。这证实包含政府部门的内生增长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受到财政收入和支出行为的间接负面影响,财政收入的资本依赖和扩张性支出的资本偏向有利于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扩张产出规模,同时提高了资本的产出效率和回报份额,间接地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公共资本外溢

本文估算了中国1952-2010年的水利基础设施的物质资本存量,并在基于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框架中估计水利资本的产出效率,证实公共资本具有显著的外溢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揭示,在基于历史数据的中国经济增长研究中,不仅水利等基础设施公共资本存量存在明显的测量误差,而且总的资本存量、劳动投入等生产要素的基础数据,也可能存在严重的准确性问题,影响了对经济增长的准确判断,急需系统深入的研究讨论加以完善以形成理论共识。     

财政分权的中国模式与OECD模式——分税制是财政集权吗

本文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呈现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OECD政治分权下的财政集权两种模式。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和财政均等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这在OECD国家是不显著的。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结构中,结构偏向的经济性支出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扩张的预算外支出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所谓“事权与财权匹配”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职责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收支扩张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分权改革的后续深化方向是在明确规范化地方政府公共职责和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适度财政集权化。     

从生产要素可得性分析人民币汇率问题

文章认为国际贸易壁垒障碍产生了生产要素可得性问题,是影响汇率制度的重要理论前提。从这个视角出发,分析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大幅度改变要素比价的条件和内在需要,人民币汇率升值,总体上不利于改善我国的要素可得性处境,这与“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形成鲜明的对照。     

国际金融中心的区域效应分析:对江西发展路径的启示

利用引力模型计量上海和香港与泛珠三角等地区的相互引力关系,结果发现上海在大多数地区的经济联系程度超过香港,并有加速扩张的趋势,具有明显的规模和区位优势;香港在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对中南部和西部地区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具有先发优势;两地的竞争态势愈加明显。作为泛珠三角经济区成员的江西需要主动调整发展规划,靠拢增长极,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跨越式发展。     

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代理效应还是通货膨胀幻觉

本文运用ADL模型实证检验1995～2004年中国和世界主要股市的实际收益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股票实际收益-9通货膨胀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与西方主要成熟股票市场相比并不异常。经过检验发现，股票收益与实质经济和货币政策都呈现不显著的负相关，并不支持代理假说；同时，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通货膨胀提高了实际收益，通货紧缩降低了实际收益，通货膨胀幻觉是导致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呈现负相关的主要原因。     

对外援助与外国债券:发展国际债券市场的构想

本文提出开发基于对外经济援助的外国债券的设想,建议以此为契机建立国际债券市场。马歇尔计划和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债券市场的成功经验表明,必须抓住后危机阶段的宝贵时机,大力发展国际债券市场,促进资本市场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有多高?-年份资本视角的宏观数据再估测

本文在从年份资本理论视角讨论投资、折旧和资本积累的基础上重估中国1993—2007年的资本回报率。结果显示,本文估测的税后名义资本回报率在8.0%到13.8%之间,税后实际资本回报率在6.9%到12.9%之间,明显低于现有结论。资本的异质性与年份效应导致高估折旧率、人为低估投资增长和资本存量,进而高估资本回报率。资本回报率的长期趋势由投资来源和增长扩张模式所决定,近年来资本回报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导致资本份额上升。高估资本回报率会误判要素价格政策的调整空间和效果,资本回报率水平不足以判断投资是否过度,中国的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