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风险管理及其防范

税收风险包括税源监管风险和税收执法风险,防范风险首先要建立税收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积极制定对策,促进经济与税收协调发展,规范政府收入机制,优化税制改革,强化队伍建设和监督制约,强化税源管理,深化纳税评估。     

医药行业涉税风险浅谈

医药行业涉税风险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经营过程中,二是在执行税收政策上。经营中主要包括收入确认的风险、成本费用扣除的风险、资产税务处理的风险等三部分,税收政策执行中主要包括税收政策不易把握的风险、对政策理解出现偏差的风险等两部分。     

浅谈加强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

各事业单位在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过程中,相继就改进会计核算和加强财务管理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探讨。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上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应该从核算基础人手,对会计科目的设置、完善财务报表制度、健全会计监督机制、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的管理等方面进行改进,满足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需要。     

信息化水平与技术创新能力的协整关系——基于2005—2010年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5—2010年中国工业37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协整检验、面板协整估计等方法检验了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行业利润等因素对中国工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利用多种协整检验方法所得的结果一致表明,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行业利润等与中国工业技术创新能力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面板协整估计结果表明,信息化水平显著促进了中国工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但该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序差异。     

中国区域技术效率的空间收敛性分析：1994—2008

空间计量经济学认为一个地区空间单元上的同一现象或属性值与邻近地区空间单元上同一现象或属性值是相关的。文章通过对我国地区技术效率的空间依赖性检验发现我国地区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因此本文在地区技术效率宅间依赖性的基础上对我国地区技术效率的收敛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地区技求效率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性,其中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资源禀赋条件、市场化程度是我国地区技术效率趋异的重要因素;而地区工业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科技投入水平则是促进我国妯区技术效率趋同的雷辱陶素．     

创新主体对研发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研究

利用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研究了1999-2008年我国研发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及其分解,在对TFP变动的时序特征及地区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考察了公共和企业创新对研发TFP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研发TFP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效率推动的,技术进步改善的作用相对有限,研发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显著负相关,地区之间研发TFP增长率也存在显著差异;公共和企业研发对研发TFP的影响均为负,且企业研发对TFP增长的负面效应大于公共研发。     

贸易自由化影响了研发创新效率吗?

文章基于技术创新的两阶段视角,利用2004-2011年中国工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在考虑环境规制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的情况下,从关税减让的角度实证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对研发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行业差异.研究发现:(1)中国工业研发创新效率整体上处于增长态势,但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和行业异质性;(2)“入世”后,我国实施的关税减让政策是富有成效的,即关税减让显著促进了研发创新效率的提升,但其对技术开发效率的促进作用远小于对技术转化效率的促进作用;(3)关税减让对促进两阶段创新效率的提升存在一定的条件限制,关税减让水平只有小于一定的门槛值时,才会促进两阶段创新效率的提高;(4)在技术密度、环境污染程度、R&D强度、垄断程度和行业规模等不同要素约束下,关税减让对中国工业两阶段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影响.     

“双重扭曲”下的税收偏离与矿产资源地贫困

税源偏离使得资源地财政收入减少,进而对资源地经济、生态环境发展产生不良约束。本文着重考察了税制和政策"双重扭曲"下的矿产资源地税收偏离问题,对其机理进行理论阐释。在现行非再生能源资源企业的税制结构中,由于环境税制的缺失,在实践中表现为一般税费过高,特殊税费过低的畸形税制结构,产生税制结构扭曲下的税收偏离。政府垄断对税收偏离的"倒U型"规律,使得矿产资源地利润转移有一个"型"波动趋势。因而,打破政府垄断惯性,逐渐提高市场化水平,改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是必要的解决策略。从长远来看,解决"双重扭曲"下的税收偏离问题需要从绿色税制改革、绿色财政体制改革、矿产资源价格体制改革、矿产资源产权改革等方面入手。     

我国研究与开发机构R&D经费支出的最优结构测度

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的效用函数模型,对1991—2008年我国研究与发展机构的R&D经费支出结构进行了测度。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研究与开发机构的R&D经费支出结构不够合理,R&D经费支出的最优结构应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费用之和与试验发展费用的比值为0.88:1。因此,应适当增加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在R&D经费支出结构中的比重,减少试验发展费用比重,进而使有限的R&D经费支出达到最高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