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确权的理论逻辑与路径设计

我国"数据战略"有效实施的前提之一即是数据确权与交易,数据财产权的产生,与人的劳动物化其中有着因果关系.本文试图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证明数据这一新生产要素的产权来源及其归属与物化劳动的相关性,并从社会契约集合的公意论述了大多数社会成员对财产权利安排的共同承认,然后讨论了以国家赋权的方式来塑形和定格数据财产权法律创制.最后提出:适用法律选择、数据权属分层、应用机制创新,构成了数据确权路径设计的主要内容.     

国有风险资本与企业融资约束: 如愿以偿还是事与愿违?

我国国有风险资本是否实现了设立之初的目标,即是否纾解了企业融资困难呢?文章基于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和手动采集的国有风险资本数据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实证结果稳健地显示,国有风险资本可有效缓解企业后续融资约束,我国政府参与风险投资活动是有效的.进一步地,高持股比例、多联合投资、高政治层级的国有风险资本对受资助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且国有风险资本对经济欠发达、低制度质量环境下的企业、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和高竞争程度企业、民营企业、成长期与动荡期企业能产生更大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国有风险资本既能通过认证作用显著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又能发挥政治关联的资源效应,包括显著促进银企关系和企业的商业信贷获取能力,并提升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水平,从而减轻企业资金负担,缓解其融资约束.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国有风险资本能显著降低企业外部融资的股权资金成本和债务资金成本,帮助改善企业融资贵的难题,而且国有风险资本有助于企业在创新和经营方面的良性发展.但国有风险资本并未起到有效监督作用,不能缓解企业代理问题,尤其是会导致第一类代理成本的明显提高,而高管薪酬提升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据此,文章认为在未来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中,要把握"政府角色"介入的尺度,完善国有风险资本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机制.同时适当兼顾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对中西部地区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提供适当且必要的帮助,以促进国有风险资本在新时期的长足发展.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领域延伸责任分担研究

文章基于一定的激励政策工具假设与责任承担模式下,借助于市场经济下价格的传导机制,构建逆向供应链下各参与主体在不同回收模式下的决策模型,考察政策工具组合作用下,供应链成员各自最优决策下物质责任的分担问题.在具体各承担模式中,随着废弃物回收责任、拆解处理责任的分担与转移,相关责任主体可享受的超回收激励、超物料回收标准激励,及未达法定标准的经济惩罚等经济责任也实现了分担.研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领域相关主体延伸责任分担和激励政策工具设计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双支柱调控的金融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全球42个主要经济体1991—2016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双支柱政策框架的金融稳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增长上具有显著作用，双支柱政策在缓解金融风险顺周期性上具有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2）盯住贷款的宏观审慎工具和针对借款人、贷款人的宏观审慎组合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3）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扩张上的作用不显著，但其宏观审慎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相较发达经济体更为显著，发达经济体双支柱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总体显著，其中货币政策效应更为突出；（4）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效应在下行周期优于上行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的交互效应在上行周期优于下行周期；（5）只有个别宏观审慎工具会对失业率、消费和物价产生微弱的负效应。     

中国工业软件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基于对国家层面以及省级层面工业软件产业政策信息的梳理,对中国工业软件的产业链、研发链、市场链展开深入分析,以明晰中国工业软件产业的发展现状与态势.再基于对全球和国内工业软件产业发展趋势的研判,提出优先培育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工业软件公司,不断壮大工业互联网平台龙头企业,鼓励大中型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嵌入式软件,兴建专门的工业软件产业园集聚中小软件企业,积极推动工业软件产业创新链再造,推动工业软件企业成为研发投入主体,快速形成"人才结构优势"拓展数字经济发展新空间等发展路径,以期为未来中国工业软件产业政策体系的构建和工业软件龙头企业的培育提供参考.     

高铁开通促进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本文基于2008—2018年非枢纽城市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提高了非枢纽城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其高质量发展.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二线和三线非枢纽城市企业,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对资源密集型企业以及一线非枢纽城市企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拓展了高铁建设的经济后果研究,丰富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文献,对高铁建设的规划布局及其经济分布效应分析具有参考意义.     

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已有文献认为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具有重要作用，但失败学习通过何种途径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研究并不完善。基于失败学习理论，引入资源拼凑和机会识别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失败学习影响企业绩效的多路径模型，探索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的驱动路径及内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资源拼凑和机会识别分别在失败学习与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资源拼凑和机会识别在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驱动过程中存在链式中介作用，战略柔性能够强化资源拼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正向调节资源拼凑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拓展了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对企业复苏和成长具有重要启示。     

高校科研团队知识隐匿研究——基于知识共享激励视角

基于对中国高校科研团队的实地调研和考察,结合激励理论、社会偏好理论、互惠理论以及公平理论等多种理论,从激励的视角研究了知识隐匿与知识共享之间关系及其调节作用.文章运用投影寻踪法和层次回归分析法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高校科研团队知识隐匿与知识共享自我效能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在考虑科研团队成员不同异质性的条件下,这一负相关关系具有高度的稳健性.在考虑到激励因子时,内部激励具有比外部激励更强的激励效果,即内部激励更有利于高校科研团队的知识共享.在调节效应方面,总体而言,激励能够抑制高校科研团队的知识隐匿行为,增强高校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自我效能.     

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成长冲动与风险对冲: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扎根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提出了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下企业海外并购的两大动因,即成长冲动和风险对冲.同时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内生有机成长方式、外在本土并购扩张方式受到了阻碍;企业面临着因融资成本、非经营性成本增加带来的风险;此时,海外并购便成为企业的最佳策略.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述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在成长冲动和风险对冲的驱动下,企业倾向于使用海外并购来替代本土并购,且这种替代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成长冲动强烈、融资成本和非经营性成本较高、风险承担能力弱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海外并购策略,以规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