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控制人控股多家上市公司与超额在职消费

文章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实际控制人监督职能角度，研究实际控制人同时控股多家上市公司，对管理者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所属实际控制人同时控股多家上市公司时，其超额在职消费水平显著高于其它上市公司。进一步研究表明，产权性质和外部治理环境能够对二者关系产生显著影响：民营企业和分析师关注度较高企业，控股多家上市公司对其超额在职消费不存在显著影响；媒体监督较高企业和十八大之后，控股多家上市公司对其超额在职消费的促进作用受到显著抑制。文章研究不仅丰富了实际控制人监督和超额在职消费领域的相关文献，同时对实际控制人如何有效治理公司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内部控制对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

内部控制对在职消费能够有什么样的影响,一直得到研究界的关注。在职消费作为一种隐性的薪酬契约已经逐渐成为管理层获取个人利益的主要方式。本文通过研究样本和企业数据,探讨内部控制在不同体制的企业中对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能够有效约束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并且这种约束力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     

社会资本与超额在职消费：激浊扬清还是推波助澜

作为企业治理的重要问题之一，代理成本诱发超额在职消费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文章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考察我国各省社会资本水平差异对超额在职消费影响。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显著提高超额在职消费，起到推波助澜的负面效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水平维度上通过提高机构投资持股比例、短期债务融资比例及扩大独立董事比例和监事会规模均能抑制社会资本加剧超额在职消费的负面效用，公司治理环境维度上通过强化企业内部治理环境、加快市场化进程亦能削弱社会资本对超额在职消费的“推波助澜”。以上结论为社会资本利弊之争提供有益补充，亦凸显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治理替代效应，同时为企业完善内部治理水平及政府优化制度环境与规则治理以抑制社会资本负面效用提供一定借鉴。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与委托代理问题

由于国企高管的经营业绩难以被准确度量，加上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高管的超额薪酬成为国企代理问题的一种典型表现，于是政府将高管薪酬管制作为应急措施来降低代理成本，缓解国企代理问题。采用双重差分法对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表明：第二次限薪令在有效限制国企高管薪酬水平的同时，没有对高管在职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有效降低了国企代理成本；但第二次限薪令也降低了薪酬激励效应，导致国企高管努力程度降低，由此造成的利益损失又成为新的代理成本。国企薪酬制度改革面临激励与管制的两难选择，应在国企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国企的高管采取不同的激励机制：对公益类及特殊行业的国企增强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竞争行业（营利性）国企则应在推向市场的同时放松薪酬管制，从而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解决国企代理问题。     

投资者实地调研与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

本文利用2013—2018年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数据,深入探究投资者实地调研对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基准回归表明,投资者实地调研能够抑制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采用分组回归方法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者实地调研的治理效力会受到内外部治理环境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在董事会独立性较强和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的情形下,投资者实地调研对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投资者的异质性会影响投资者实地调研的治理效果,代表调研机构的投资者人数越多,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越低.采用基于企业信息质量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投资者实地调研会通过提升企业信息质量发挥对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的抑制作用.本文将投资者实地调研的研究内容拓展到隐性契约视角,有助于丰富投资者实地调研的治理作用和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的研究内容,完善管理层在职消费外部治理的框架,为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和约束管理层行为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