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型企业员工组织公平、信任感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研究——以网约车司机为例

本文在建立职工公平感对信任感和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模型的前提下，应用该中介模型针对平台型企业灵活就业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从职工公平感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直接效应来看，平台型企业灵活就业职工的组织公平感对其公民行为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从信任感对职工公平感和职工公民行为的中介效应来看，平台型企业灵活就业员工的信任感在职工对公平的感受及其公民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经过实证分析，本文从组织信任感的建立以及鼓励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以供参考。     

零工经济时代数字平台控制劳动力的供给行为

本文首先基于委托-代理模型构建了一个数字平台控制劳动力供给的行为经济学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平台控制劳动的方式和心理机制;然后建立了一个赫克曼(Heckman)选择模型,利用Uber的大数据实证分析了网约车司机的劳动决策.研究结果表明:(1)在零工具有参考点偏好的前提下,数字平台通过高货币激励或高目标奖励使零工劳动者的参考点具有适应性,进而避免其过早地陷入“收入目标”行为;(2)数字平台利用零工劳动者的厌恶损失偏好,对其实施控制以延长工作时间;(3)网约车司机存在“收入目标”行为,且该行为呈现出动态性的特点;(4)收入激励和“峰时”溢价对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概率和工作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在一天的某个时间段内能够抑制网约车司机的“收入目标”行为.可见,零工经济时代到来,一方面提高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数字平台通过劳动控制变相延长了零工的劳动时间,加剧了剥削.     

交通违章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为深入研究交通违章行为影响因素以及各个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从慢行交通参与者、机动车和监管以及驾校层面建立交通违章行为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分析各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建立3级解释结构模型。结果表明:表层直接影响因素主要涉及尊法意识浅薄、图方便、从众心理、违章成本低、省时间,潜在间接影响因素主要为受教育程度、目标建筑、习惯心理、侥幸心理、交通标志设置,深层根本影响因素依次为监管力度、应试教育。给参与交通的社会各界人士一些建设性建议。     

行为保险学系列(十七):动态保险需求与动态保险供给策略

理性投保决策理论认为,人人都需要保障型保险,而且需求是稳定的,并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在现实世界中,除去出险概率极高的车险外,人们对保障型保险的需求是疲弱的,购买动力不足,通常是在受到某些事件的触动时,才会激发出保险需求。可以触发人们购买保险的场景包括：第一,家人、朋友遭遇风险事故,企业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重大损失,往往使个体和企业的主观风险意识骤然升高,激发个体和企业的保险需求迅速攀升;第二。     

UBI在“网约车”行业的应用探索

“网约车”运营现状 2016年7月，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出行需求，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规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行为，保障运营安全和乘客合法权益，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安部等七部门公布《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基于二元Logit的农户太阳能选择行为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农户太阳能选择意愿反映了该国清洁能源推广的发展状况,对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农户选择太阳能行为与家庭规模、农户年龄、家庭收入、消费价值观、环境价值观、社会相关群体这六大影响因素密切相关,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对长春市周边农村大量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并利用二元Logit模型,根据模型的参数结果进行显著性判断。通过观察影响因素系数的正负性,从而可以判断其影响方式,提出一些建议,为政府制定政策和农户使用清洁能源提供指导。     

就业结构调整对水库移民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为例

[目的]为促进水库移民的生计恢复及转型,探寻就业结构和土地流转间的交互机制,分析两者间耦合作用对当前移民安置模式及政策的影响。[方法]文章从移民就业结构变迁出发,通过超边际理论构建了安置区移民土地的流转机制模型,推演了从业决策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路径,并运用南水北调农业安置移民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大面积转出土地是移民搬迁后土地处置的主要行为,移民中土地转入户有所增加,但土地集中度却有所减少。移民非农就业较搬迁前有明显上升,并有向当地兼业转移的趋势,但与土地流转间并不互为因果,农村社保还难以弱化其对土地养老的依赖。劳动力数量、非农就业时间、非农收入占比、土地政策等对移民土地流转行为和规模均有显著影响,而外出就业前景和地租水平在促进土地流转行为的同时,却不一定能增加土地流转面积。[结论]移民外迁中可以采用无土安置代替农业安置,推动移民土地流转的关键在于技能培训、政策保障和地租补贴,简单的就业推荐和土地权属划分的作用有限。而对于移民中的农业大户,则需在满足土地转入面积的基础上,保障其在安置区的各项土地权益。     

制度空间下国家级新区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以重庆两江新区为例

制度空间是特定的地理空间中某些被建构并产生有效影响力或影响范围的制度,它是我国国家级新区的重要表征之一,也是推动空间重构的重要因素。建构了"制度空间—行为选择—空间重构"的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考察、深度访谈、空间分析相互结合相互佐证的方法,对两江新区的制度空间、主体行为与空间重构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两江新区经历了构想空间、产业空间到消费和居住空间的重构过程,"强激励"与"弱约束"的制度空间扩大了主体行为的空间与资源,是空间重构的内生性力量。地方政府借助制度空间条件,通过空间规模扩张、空间开发垄断和空间场所营销等"理性"行为,在发展初期实现了对空间开发的主导和操纵。随着建成环境的不断完善及地方政府的制度实践,企业"趋利性"投资促进了空间转型和土地升值。原农村居民的"服从配合"和空间让渡助推了空间重构,而不断壮大的富裕和中产阶层通过空间消费,逐渐成为空间重构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     

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认知、态度和行为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探究

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是确保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的重要步骤,而居民心理又是居民实施垃圾分类行为的关键。文章通过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认知、态度和行为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居民的垃圾分类认知水平较低,不过大多数居民对垃圾分类持赞成态度,并且绝大多数居民都有过垃圾分类行为。性别等人口统计变量和垃圾分类能力对垃圾分类认知、态度和行为产生一定影响,并且垃圾分类认知、态度和行为三者之间紧密联系、不可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