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医学的治理:知识权威与健康政治

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暴发,促使人们从历史纵深处思考医学如何嵌入治理.知识权威与欧洲现代国家的兴起如影随形,国家理由的转变推动了"政治医学"的诞生,国家在健康领域的正式出场,医学嵌入了治理术,现代社会进入一个以全球健康治理的机制化、医学知识影响力的网络化和健康的安全化为特征的"医学治理术"时代.在晚近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阴影下,通过医学的自我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成为弥散性的政治现象,社会的医学化变成全球性的现象,这同时带来了医学领域的高度政治化、医药供给的过度市场化和医学权威的霸权化等困境.只有理解"通过医学的治理",理解医学如何融入现代社会的治理术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和争议,才能催生服务于最大多数人的生命质量的"好的医学",建构相对合理、公平、均衡的健康政治模式.     

国家·边疆·民族——一个跨越三十年的视觉样本

近代西方体制、概念、知识在20世纪中的进一步舶来使中国的社会情境从以往的"帝国""家族"向"民族国家""国民同胞"转变,不同性质的革命实践也导致了国家形态、边疆领土、边地少数族群的意义被重新界定.本文根据摄影师庄学本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所拍摄的系列边疆摄影作品,讨论其摄影经验如何反映中国国家近代化的历史延续与转折,并考察国家转型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价值取向又如何导致其摄影发生范式转换.此项研究有助于解析中国社会史、政治史以及视觉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为理解20世纪中国的变迁提供新的视角.     

恰亚诺夫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恰亚诺夫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农政研究的主流学术思潮之一.恰亚诺夫主义的农政传统,在农业方面,重视小农农业生产形式的独特性和纵向一体化的合作形式;在农民方面,基于"生存小农"的价值结构探讨农民贫富循环的分化形态和农民未来稳固存续的命运;在农地方面,重点探讨土地社会化的分配形式和土地合作制的未来形式;在农村方面,构想了以农村合作化和支持型国家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以阻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的渗透.结合市场化和全球化深入的情势,新时期恰亚诺夫主义集中于对全球普遍兴起的再小农化进行分析和对社会反向运动进行倡导等.而在中国场域,尽管农业、农民、农地、农村的研究分散着大量恰亚诺夫主义的思想成分,仍需不断提升应用恰亚诺夫主义分析范式的主动性,开创中国农政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     

工程建设企业人力资源数字化转型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工程建设企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承担着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重要任务。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工程建设企业正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挑战。人力资源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工程建设企业的人力资源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然而,目前许多工程建设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如技术应用不足、组织架构不适应、员工技能匹配度低等。探讨工程建设企业人力资源数字化转型的问题及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探讨了工程建设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旨在为工程建设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和借鉴。     

我国当代财政基础理论研究进展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财政定位的全新论断,开启了财政理论建设的新阶段.围绕这一重要阐述,学界展开了对财政概念、财政职能、财政学科属性、财政活动主体等财政基础理论的探讨,提出应以中国财政改革实践经验为路径深化对财政本质及功能的认识,并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理论体系.本文以"基础和支柱说"为基础,重点梳理了国家治理财政学、新市场财政学、公共风险财政论发展脉络,阐明了关于财政学科研究范畴及学科属性的重要观点,介绍了当前学界关于财政社会学和财政政治学的研究情况,并进行简要客观地评价.认为财政基础理论的探索还应继续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提升国际视野与理论深度,建立完备的理论框架,为国家治理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高技术产业国家价值链网络结构与省域增加值分解——来自电子信息产业的证据

为破解我国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中面临的低端锁定困境，需要构建并完善国家价值链分工体系。构建中国高技术产业国家价值链内生增值传导网络结构分析框架，并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对省域国内增加值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上游技术研发能力较弱，整体增值能力不强；下游间接关联产业部门数量及关联系数值仍待提高；除中游外，上下游出口国内增加值偏低，国际竞争力较弱；东、中部省域国内完全增加值占据优势，内生增值能力方面各有所长，东北、西部省域国内完全增加值及其内生增值能力均较弱。同时，中国省域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未表现出显著地理地区特征，即使同一地域的省域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差异。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主体性的特殊属性

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所扮演的角色是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国家主体性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然而,对中国国家主体性问题仅仅进行一般性研究是不够的。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社会历史传统与客观现实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有其特殊属性,主要表现为中国国家定位的特殊性、国家职能的特殊性和国家制度的特殊性。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主体性"的特殊属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使我们科学地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主要内容与理论框架;可以明确区分东西方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生产方式,有助于构造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可以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性与显著优势,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试析马克思国家思想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研究了国家的起源、本质、形态和消亡等问题。他认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在社会中产生的。古希腊时期的国家观呈现出整体主义的特色,这是一种以伦理性、道德性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城邦民主国家观。在启蒙运动时期的国家观中,私有财产问题成为探讨国家产生的重要理论视角。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国家至上"国家观从思辨的角度论证国家存在的合理性,认为国家是普遍意志的代表,国家是"行走在地上的神"。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维护私有制前提下提出国家消亡思想,只能是一种"近似消亡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