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制造企业税务管理及筹划策略研究

在税制改革背景下,减税降费政策为制造企业带来税收优惠,企业通过应用税收优惠政策可获取一定的税收红利,但与此同时,新一轮的减税降费政策及其他税收政策,对制造企业的税务管理提出新的要求。企业必须提高税务管理质效,主动适应当前的税收环境。在实务中,企业的税务问题直接影响筹划效益和管理成效,甚至于企业的外部形象。因此,制造企业必须把握自身管理优势,深度结合税收环境加强企业税务管理和筹划,重点解决税务问题,控制税务风险,最大程度地降低税务成本。     

城市道路共享单车可骑行性评价

骑行环境的友好性是影响慢行交通和城市交通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了评价城市道路对骑行的友好性，本文考虑骑行环境和骑行行为两方面因素，利用城市共享单车数据结合路网数据构建了具有多维度指标的综合评价模型。本研究选择三个二线城市作为案例研究，发现城市中心的可骑行性大于城市周边地区；对骑行性影响最大的维度是舒适性，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是否有自行车道、道路长度和交叉口密度；在建道路网络连接良好，自行车道和红绿灯较少的道路上，可骑行性更高。本文的贡献可以支持二线城市交通环境的改善和提高城市系统的效率。     

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经济绿色转型

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是"十四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经济绿色转型的本质是发展方式变革,环境投资在这一变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前财政资金只能覆盖少量环境支出的情况下,激发微观企业自主环境投资需求并缓解企业环境投融资约束成为未来工作的重点,需要进一步推动金融发展和健全环境规制,从而在实体经济供需两端形成绿色转型的合力.基于2004-2015年全国284个城市工业生产、污染防治和战略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等数据,文章研究发现,在环境规制未能显著发挥政策效应的情形下,金融发展能协同环境规制促进经济绿色转型.这表现在,金融发展协同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城市环境效益但未对城市经济效益产生冲击.机制分析表明,协同作用能促进工业污染治理提升城市资源使用效率,并促进战略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上述结论在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不变.异质性分析揭示,环境信息不对称加剧、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不完善以及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弱等显著削弱了协同作用的发挥.因此,提升金融部门资金配置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能力,注重发挥金融发展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有利于促进经济绿色转型.     

信用环境、金融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

本文首次采用农村信用户占比来度量农村信用环境,利用陕西省40个区县2011—2015年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对信用环境、金融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信用环境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直接影响,即农村信用环境优化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信用环境还能够通过农村金融效率渠道间接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并且农村金融效率在这一过程中起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证实了信用环境的优化能够推动金融资源内生地向农村经济配置,为提升金融服务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和政策参考.     

中美经贸摩擦下的台资企业: 影响、机遇与应对

中美经贸摩擦破坏了供应链中"大陆生产―出口美国"的通道。短期来看,这直接加重了大陆台企出口美国的贸易成本和美国进口商的成本,进而影响台资企业产品的竞争力;长期来看,将改变台资企业生产网络布局。基于福建台资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中美经贸摩擦通过直接和间接传导渠道对近半数台资企业实际经营产生影响;台资企业产能外迁意愿有所提升,并与中美经贸摩擦影响存在显著相关性;议价能力较强、存在明显技术优势的台资企业受影响较小,而产品可替代性较高、生产代工的台资企业受影响较大。面对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冲击,要着力改善台资企业营商环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引导台资企业开拓内外部市场,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加强两岸科技与产业合作,合力打造全球优势价值链。     

零工经济时代数字平台控制劳动力的供给行为

本文首先基于委托-代理模型构建了一个数字平台控制劳动力供给的行为经济学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平台控制劳动的方式和心理机制;然后建立了一个赫克曼(Heckman)选择模型,利用Uber的大数据实证分析了网约车司机的劳动决策.研究结果表明:(1)在零工具有参考点偏好的前提下,数字平台通过高货币激励或高目标奖励使零工劳动者的参考点具有适应性,进而避免其过早地陷入“收入目标”行为;(2)数字平台利用零工劳动者的厌恶损失偏好,对其实施控制以延长工作时间;(3)网约车司机存在“收入目标”行为,且该行为呈现出动态性的特点;(4)收入激励和“峰时”溢价对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概率和工作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在一天的某个时间段内能够抑制网约车司机的“收入目标”行为.可见,零工经济时代到来,一方面提高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数字平台通过劳动控制变相延长了零工的劳动时间,加剧了剥削.     

工业互联网企业数字创业绩效的前因组态研究

数字创业是数字经济繁荣发展的关键环节，其绩效是多层面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文章以科创板的21个工业互联网企业为样本，基于“技术—组织—环境”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的5个前因条件对工业互联网企业数字创业绩效的组态效应。结果表明：单个前因条件并不构成产生高数字创业绩效的必要条件；工业互联网企业高数字创业绩效的前因组态有三条，可以划分为技术—组织—环境三边协同型和技术—组织双轮驱动型两种；非高数字创业绩效的前因组态有三条，与实现高数字创业绩效的两种组态存在非对称性；在一定条件下，前因间存在替代效应。研究结论揭示了中国工业互联网企业实现高数字创业绩效的复杂成因，并能为工业互联网企业数字创业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与区域间共同富裕

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被摆在了更重要的位置。本文从政府约束性“资源”分配的视角，检验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能否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方面推进中国区域间共同富裕整体进程。通过手工整理中国城市层面“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的数据，研究了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对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及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十一五”规划以来制定的减排指标具有明显的区域偏向性，表现为对欠发达地区给予较低的减排指标而对发达地区施加较高的减排指标。第二，偏向性减排目标约束会显著减缓发达地区粗放式经济增长，提升其绿色经济效率。这一偏向性分配方式可以有效缓解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第三，偏向性减排目标约束通过抑制投资潮涌、缩紧污染型企业投资环境等途径减缓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以上结论为通过中国特色的环境规制手段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而实现区域间共同富裕提供了一个崭新思路。     

预算软约束与风险偏好强化：非均衡式创新中的风险点识别研究

计划经济体制导致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社会中存在大量非均衡市场和领域，这为中国企业实施均衡式创新创造了条件。随着均衡式创新的帕累托改进空间逐渐缩小，利用非均衡式创新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已刻不容缓。在非均衡式创新过程中，政府极易侵入社会主体创新边界，导致创新租值降低或耗散。政府对创新主体的财政资金扶持容易对创新预算形成软约束，导致创新目标替代，强化创新主体的风险偏好，放大创新系统风险，诱发俘获政府行为，最终导致创新企业逆向淘汰。因此，明确政府在创新活动中的边界与风险，对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至关重要。     

政府补助对科技中小型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

采用创业板2011—2016年25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数据，从研发经费投入和技术人员投入两个方面检验技术创新投入在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影响的中介作用，以及市场化进程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①研发经费投入在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中有中介作用，技术人员投入在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中中介作用不明显；②市场化进程越高的地区，政府补助通过研发经费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越强，政府补助通过技术人员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也越强；③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好的地区，研发经费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间的中介作用越强，技术人员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间的中介作用也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