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政治关系、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中国与其他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投票行为作为双边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以中国对89个国家2003—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整体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受到双边政治关系的显著影响，政治关系的亲密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东道国制度质量可以降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双边政治关系的敏感度，且制度质量的调节只能在中国对比自己制度质量高的国家投资时发挥作用。以2008年为分界点，后危机时代双边政治关系对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双边政治关系的经济效应也会显著地受到东道国制度质量的调节。此外，中国改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关系，可以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东道国风险、自然资源与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2005—2015年"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与万德金融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研究东道国风险水平、东道国自然资源水平及二者交互项如何影响中国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与东道国的风险水平呈正相关,即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风险偏好"特征;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与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呈正相关,即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自然资源偏好"特征;东道国的风险水平与自然资源禀赋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说明风险和自然资源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当国有企业同时面对这两个因素时,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国有企业在自然资源与风险之间进行了权衡取舍。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创新能力的机制与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15年我国内地30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在概述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一国创新能力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借鉴Lichtenberg和Pottelsberghe提出的国际研发溢出测算方法，从技术差距视角出发，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二者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R&D成果反馈效应、并购整合效应以及产业前后向关联效应提升一国创新能力；在不同的门槛取值区间内，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呈显著倒U型特征，只有在最优技术差距区间内才能发挥其最大效应。最后，在作用机制概述和实证研究结论基础上，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     

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提升的新视角——基于环境规制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采用中国2004-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结果表明:OFDI显著提升了国内创新效率,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三重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对OFDI逆向创新溢出的积极影响相对有限,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越一定门槛水平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好,过于严厉的环境规制反而会弱化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当前的环境规制强度虽未能最有力地驱动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但这距离跨入环境规制的最优区间并不遥远,短期内通过环境规制手段进一步释放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是切实可行的,但长期内也不能忽视环境规制"度"的限制;在环境规制约束下,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表现出了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为正向的倒"U"型、"U"型和倒"U"型非线性规律,在"一带一路"地区和非"一带一路"地区分别具有正向的倒"U"型和"U"型非线性特征,这些发现为在不同空间实施差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规制政策,进而更有效地促进OFDI逆向创新溢出提供了依据。     

美国税制改革对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北大核心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2月6日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认为，美国税制改革将对全球直接投资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东道国政府自律性对跨国公司投资模式的影响研究

东道国政府质量是影响外国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在政府质量的相关要素中,政府自律性对跨国公司投资模式的影响尤为重要。文章从博弈论的视角考察了政府自律性的两方面,即政府自身约束能力与面对资本的独立性对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并用2006～2015年间89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政府自律性的下降会促使跨国公司投资模式由股权模式向非股权模式转换,且边际效应逐渐降低。文章最后结合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情况进行了相应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国际疫情形势严峻 “外资撤出论”站不住脚

海外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目前已有逾60个国家或地区相继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部分还采取了“封国”“封城”措施。为此,联合国报告指出,受疫情影响,预计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下降5%至15%,或将触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点;相关官员同时表示,中国虽也受此影响,但中国吸引外资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中国对美国制造业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协整方法和VEC模型的实证分析

特朗普减税方案将进一步减低美国制造业企业税负,推动美国制造业企业海外资本回流,加速制造业资本流出我国,加之愈演愈烈的美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制造业企业对美国投资前景是否乐观,一要看双方制造业吸引外资环境的相对变化,二要看中美制造业竞争力的相对变化。成本是中美制造业竞争力比较的重要内容,但在各国争夺制造业创新制高点以及吸引外资竞争的大背景下,政策因素对中美制造业资本流动的影响很可能呈现出提升态势,分析中美制造业相对优势就需要从成本和竞争力比较的角度出发,对中美两国制造业吸引外资成本因素的新变化进行梳理,并对两国制造业竞争力现状进行对比,在综合考虑成本和竞争力因素的基础上,再加入贸易壁垒这一影响因素,全面考察中国企业对美国制造业开展直接投资的决策依据和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