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IS网络分析的公园绿地的可达性研究 ——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

为了有效地解决传统网络分析法在可达性分布上失真的问题,本文从公园绿地可达性角度出发,运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在传统网络分析的基础上融入引力评价模型,得出广州市花都区公园绿地在步行整体可达性水平上表现出的空间分布现状与特征.通过对研究区公园绿地可达性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三级城市绿地在绿地面积、服务人口数和距离其他镇(街)的距离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可以为周围的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这些公园大部分集聚于新华街道、花城街道和秀全街道.②花都区城市公园绿地总体可达性分布不均匀,主要呈现为从由中心区而外的逐渐降低的放射状空间分布格局.具体表现为新华街道、秀全街道、花城街道和新雅街道等行政、经济功能区的可达性整体水平较高,能一小时内步行到达公园的覆盖面达到80％以上.而周围区域受限于交通网络、辖区人口、公园规模等因素,可达性水平相对较低,其中炭步镇和赤泥镇,0级可达性区域面积占比70％以上,辖区公园服务水平亟待改善.     

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向近代银行演化的制度分析——基于山西票号衰亡的考察北大核心

金融是货币与信用的融合,是社会经济运行的枢纽和杠杆,在促进商品交换与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小觑。其中,尤以金融组织的转型和金融制度的嬗迁备受关注。随着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依附于农业和传统商业的传统金融业不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金融需求,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金融制度以推动工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青岛德租时期城市园林规划与设计探析

德国租借时期的青岛园林在中国近代园林中独树一帜，是世界范围的造林典范，是从造林到造园的成功探索，城市层面的建设意义突出。以史志、老照片、规划图与建设状况图等史实为依据，结合现场调研，梳理青岛园林规划，揭示其城市设计、科学生态、林业生产以及经济实用的规划思想。考证出公园、绿地以及林荫道布局在城市重要功能区；这些公园绿地既受到德国近代思潮的影响，又在地域环境中追求自然之美与森林化景观效果。希望理清青岛德国租借时期园林建设的状况，对当前我国城乡园林建设有所启发。     

近代徽州地区嫁娶习俗的变迁

徽州地区由于其既"封闭"而又"开放"的社会环境,形成具有其地域特色的嫁娶习俗,传统的徽州地区社会习俗的典型陋俗包括:早婚、童养婚、抢亲,礼数繁杂,包含了大量的封建迷信的色彩。到了近代,徽州地区嫁娶习俗变化明显加快,由繁文缛节到简单明了,由封建迷信到科学文明,由约定俗成到有法可依,由父母命、媒妁言到自由婚嫁,徽州嫁娶习俗的变迁是中华文化发展变化的一个侧影。     

基于共生理论的具有历史遗存的城市公园改造研究

具有历史遗存的城市公园是指在公园红线范围内含有一定文化价值的历史文化景点、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单位等历史遗存的城市公园，其改造与更新的核心问题是平衡公园的保护传承与复兴发展，寻求二者的共生，如何科学有效地平衡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改造的关键。基于共生理论的解读与启示，以江西省南屏瀚峰文化公园为例，分别从文化、功能和空间3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公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实例，探讨了具有历史遗存的城市公园改造与更新的共生策略与实践措施。     

城市公园植物景观的改造与设计探索

公园植物景观对公园整体建设效果有着直接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园植物景观也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变化, 根据需求进行适当的改造和设计能够提升城市公园的价值水平。鉴于此,论文对城市公园植物景观改造与设计进行探讨。     

基于BD-GIS耦合模型的北京奥林匹克 森林公园景观优化策略研究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近年 来城市公园的使用率呈现迅速上升趋势。手机等智能电子设备 的高速发展，使人们可以在户外运动中监测自身活动轨迹、距 离和能量消耗等。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为例，通过手机 信令、微博、百度POI等大数据与GIS技术结合，构建依托大 数据的GIS耦合模型，从游人的行为需求出发对公园的慢跑游 线、景点热度、游人空间分布等进行使用后量化评价，并针对 问题提出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景观优化策略。结果显示大 数据与GIS的结合可以为公园的景观优化提供客观且理性的整 改依据，从而更科学地指导城市公园的景观提升。     

浅谈公共事业建设中的房地产市场发展——以近代北京学校建设为例

对城市中已有房地产的开拓和使用是近代公共事业建设的基础,对现代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以北京学校建设为切入点,依时代顺序分别考察不同时期北京城市土地制度、房地产市场发展以及学校对房地产的使用情况。近代城市功能的演变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引入又进一步推动了近代公共事业的发展。     

近代中国纸币发行权演变研究——兼论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理论北大核心CSSCI

鸦片战争后,中国纸币发行出现了严重的多元分散格局,众多发行主体掌握了纸币发行权。分散发行带来诸多弊端,于是从清末开始,历届中央政府不断努力,试图统一纸币发行权。南京国民政府通过1935年的法币改革和1942年的统一发行,将发行权完全集中到了中央银行手中,实现了货币发行权的统一。然而,与中央银行独占发行相伴生的却是通货膨胀的加剧、恶化以及币制的崩溃。近代中国纸币发行权从分散到统一、从“非国家化”到“国家化”的演进历程表明,分散发行和统一发行各有利弊,相较而言,国家通过中央银行独占货币发行权,比众多机构自由竞争发行具有更多优点。但为了避免发行权被滥用,必须建立完善的中央银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