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铁路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助力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铁路行业发展规模也在逐步扩大，而推动铁路建设可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运力支持，还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现代人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对铁路运输的需求量也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加强铁路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针对铁路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展开分析，并提出一些加快铁路建设进程的对策，如利用铁路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利用铁路建设带动当地服务业发展、利用铁路建设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等，希望以此来促进区域经济更好的发展，从而为当地居民生活提供便捷，并促进铁路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生产制造型企业出口退税税收筹划问题研究

一、前言出口退税是一种被各国普遍采用的税收制度。1985年,我国开始实施出口退税政策,这一政策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和外贸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如何合理确定出口商品的退税方式是当前生产制造型企业共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基于此,本文以MYYT公司为例,从出口方式、贸易方式、出口区域、风险管理等几个角度企业出口退税税收筹划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税收筹划改进措施,旨在为国内同类企业的出口退税税收筹划提供一定的借鉴。     

跨省区人口迁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收敛

文章在构建两地区两部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跨省区人口城镇化迁移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理论机制,进而选择人口规模与降雨量分别作为工具变量,构建两类互相检验的工具变量模型实证研究,并从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必要性、弱工具变量风险以及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四个方面对实证结果做了合理性讨论.研究结论认为当城乡收入差距位于"倒U"理论拐点的右侧时,跨省区人口城镇化迁移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收敛,否则相反.环境的异质性影响了跨省区人口城镇化迁移与城乡收入差距区域收敛的关系效应,主要表现在:中部地区收敛效应大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发散,且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上升,跨省区人口城镇化迁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收敛效应减弱.     

银行业联合授信制度制约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了吗*——基于沪深A股公司的分析

中国银保监会出台联合授信管理制度旨在抑制企业过度融资行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检验该制度是否达到预期效果，采用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运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回归实证考察联合授信机制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发现联合授信对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包含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呈现显著抑制效应，其中联合授信对投资过度的抑制效应最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国有、大规模、低负债、高盈利等异质属性的企业，联合授信对非国有、小规模、高负债、低盈利等属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尤其是投资过度）抑制效应更为显著。     

二代继任方式、家族权威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

代际传承背景下家族企业创新投入是家族企业治理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分析和检验了差异化二代继任方式如何影响家族企业创新投资水平，以及二者关系是否会依赖于家族权威差异而发生变化。研究结果发现：与渐进型二代继任相比，激进型二代继任会削减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二代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关系受到家族权威的影响。在家族成员权威和非家族创业元老权威较重的企业，激进型继任者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削弱效应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二代继任3年后，激进型继任者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负面影响显著下降，且其削弱效应在规模较大企业以及创立时间较长的企业中更显著。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区域发展差异性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智能汽车、智能机器人、智能无人机等产业相继出现.文章基于中国2009-2019年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经济数据,利用锡尔系数、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值和泰尔指数分析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存在的区域差异性.研究发现:一是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国东部地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水平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在区域内部差异和区域外部差异系数中,区域间差异要明显高于区域内差异;二是无论是区域内部差异和还是区域外部差异都在逐渐缩小,但是绝对差异依然较大.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布局,加速了部分城市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企业规模、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政府资金投入会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人工智能产业的推进过程中可以此为突破口.     

激励与能动性：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与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

财政体制是影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基础性制度。基于分税制财政体制特征，本文提出了一个“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的概念性框架，利用全国市县级政府财政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县级政府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对当地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及内在逻辑。结果显示，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尤其是支出分权大于收入分权的负向非对称性会显著驱使本地企业在异地投资设立子公司。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东部地区更加明显，且主要促进了资本的省内跨市流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所在地和投资目标地的财政收支分权差异通过市场投资环境从“推力”和“拉力”两方面共同驱使企业进行跨区域投资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驱使的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在短期内造成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尤其是过度投资的增加以及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不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在当前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为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提供了重要参考。     

“强省会”战略的创新效应研究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多省开始实施“强省会”战略，而“强省会”战略的创新效应尚不清晰。利用各省和省会城市以及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强省会”战略对全省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从知识溢出和吸收的视角分析了产业同构和教育资源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省会城市规模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的作用增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强省会”战略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强省会”战略不仅促进了省会对非省会的溢出效应，同时促进了非省会城市的创新能力。产业同构和非省会教育资源都可以强化“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强省会”战略对东西部地区、非特大超大城市地区、创新领先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更大。研究结果对于各地依托“强省会”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财政科技支出、人力资本与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主要动力，对于解决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深刻意义，而提升科技支出和人力资本水平是增强区域协调发展内在动能的重要方式。文章从经济发展、居民保障、资源环境三个维度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指标，实证分析财政科技支出对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的影响，以及人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与空间效应。结果显示：科技支出可以有效促进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人力资本对这一过程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科技支出主要通过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与优化资源环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各都市圈内促进效果不同；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对科技支出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的调节作用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特征。     

“绿色矿业”的逻辑机理、实践探索与推进策略

发展“绿色矿业”是人类进入生态文明社会的必然选择，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的“绿色矿业”发展具有主旨统一性和实践多样性、国家主导性和企业渐进性，需要完善的理论指导、体系构建和政策支持。“绿色矿业”的运行体系是由相关主体（绿色政府、绿色企业、绿色社会、绿色市场）及其功能共同形成的网络结构，各主体多元化、多维度的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绿色矿业”的有序发展，最终实现“矿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良好、发展成果共享”的目标。我国发展“绿色矿业”的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各地不同的发展模式既有目标的同一性，又有方式的差异性。当前，我国“绿色矿业”发展还存在标准体系不健全、政策法规不完善、发展格局不协调、协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主体作用、行业协会及社会的协调支撑作用，并构建和优化“绿色矿业链”和“绿色矿业区域板块网络”，推动“绿色矿业”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