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组织——大革命和"一二·九"两代革命知识分子研究(1925-1935)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创党、大革命和"一二·九"三代革命知识分子,本文着重研究的是后两代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个人背景和心路历程.家庭、学校和童年经历是影响读书人趋向激进的重要因素,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暴力流血事件则是激发知识分子投身运动的催化剂.除了外部条件,知识分子趋向革命还具有四种内在的精神气质:追求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革命加恋爱的浪漫主义、对底层民众同情与怜悯的民粹主义和痛恨外国列强的民族主义.而在各种主义与政党争夺青年的竞争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胜出,乃是其独特的信仰力和组织力,让革命知识分子获得了一种认知世界的方法、值得献身的信仰和团契生活的"家".不过,列宁式布尔什维克政党要求具有无政府主义散漫倾向的文人改造为服从严密纪律的组织人,这又与其原先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气质产生了内在的冲突.     

深化学科认知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对学科的认知包括认识学科内涵、学科性质与任务、学科发展进路等核心问题,关系到如何构建学科体系,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深化学科认知的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与理论体系构建,要坚持几个重大原则,包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要以生产关系分析为核心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属性;把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以问题为导向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要体现学科的创新发展。     

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财政学:一个传统的移入与退出

20世纪50—60年代既是新中国财政学初建时期,也见证了苏联财政学传统移入和退出的过程。就其理论和实践来源看,苏联财政学是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苏联特殊年代政治实践和计划经济体制等诸多因素的混合物。虽然它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财政理论方面作出了首创性的贡献,但其历史局限性也不可避免。在苏联财政学移植中国之时,其中一些负面特征也参与了新中国财政学的重建,并对其后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起到了长久的羁绊作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财政学“去苏联化”的目标未能完全实现,这一方面源于塑造苏联财政学的思维模式仍然在当时的中国财政学界起着支配作用;另一方面在那些影响财政学发展的主要因素上,当时的中苏两国极为雷同。吸取20世纪50年代中国移植苏联财政学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当下中国合理借鉴域外学术资源、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财政理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时代新课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使命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不仅为今后的实践指明了方向,也为进一步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滋养和理论源泉,提出了新的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跟上时代和实践发展的步伐,反映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拓展研究对象范围,在着力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同时,加强对社会发展和上层建筑的研究,充分阐释新时代、新矛盾、新思想、新目标和新举措,进一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加强对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研究,为引领世界前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与研究重点——基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解

实践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和发展的理论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应遵循实践唯物史观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针对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制度完善要求,着重研究制约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化解机制、落实新发展理念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具体路径、更好实现公有产权的途径和机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以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功能耦合等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成为统一的整体。     

“文化自信”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析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过程,是新时期的中国仍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以文化自信的视域为基础,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在此基础上,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相关问题,对新时期如何坚定文化自信以及继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探索出了新的途径,旨在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纵深发展和树立文化自信的意识提供相应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