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地区十省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绩效评价

选取2021年度数据，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中国东部地区10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绩效进行评价，并采用灰关联分析方法分析确定各项研发投入产出指标相对于DEA效率的灰色关联度。研究结果表明，80%的省份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产出处于非DEA有效状态，存在不同程度的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规上工业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与研发投入产出效率的关联度最高，其次是新产品销售收入和R&D经费内部支出。     

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了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后，企业显著降低了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同时提高了实业资产的投资比例，表明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有效促进了企业“脱虚向实”;随着政府审计监督力量的增强，上述正向驱动效应进一步强化。机制检验发现，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有助于规范政府债务资金的举借，缓解信贷市场资源错配，降低企业部门融资成本，进而提高实体项目投资的净现值，形成促进企业进行实业投资的“市场推力”;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改善政府债务资金的使用方向，加大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财政扶持力度，进一步增加投资实业的获利空间，形成激励企业进行实体投资的“政府拉力”。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财政压力较大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作用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释放财政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红利提供了理论支撑。     

高管持股及研发投入对高新技术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一般而言，高新技术企业可以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来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利润最大化。然而，在一些企业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高管并未对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行过大的支出，进而与股东所有者权益发生了冲突，导致企业的长远发展受到了影响。本文基于2019～2021年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分析了在高新技术企业中高管持股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高管持股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以期提供基建和参考。     

创新要素投入产出效率随机变动测度与结果分析

创新要素配置在投入产出两个环节中生成大量不完全技术信息，投入产出效率随机变动更加明显。从投入产出数据集合中提炼共同因子，与不可观测变量构成预测器，建立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分析随机变动方差构成，测度投入产出效率随机变动程度。随机变动效应包括水平效应、稳定性效应和规模效应。投入产出效率自回归扰动项表示随机变动程度，将其细分为共同因子，计算预测器方差及其与投入产出效率的协方差。基于669家上市公司月度、季度、半年度和年度技术研发数据，比较分析投入产出效率随机变动程度及形成原因，引入脉冲响应法分析变量方差构成与变动特征，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贫困治理参与、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视角

市场竞争在企业参与外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创新激励作用吗?从这个问题出发,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为研究背景,从宏观治理与微观治理两个层面,政府与市场两个视角,投入与产出两个维度出发,考察参与扶贫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使用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先从投入维度实证验证了企业参与治理会在一定程度产生"创新投入挤占效应",即上市公司参与扶贫治理与其创新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然而,更高市场竞争程度能显著降低"挤占效应",有效发挥创新作为根本动力的激励作用;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区分信贷资源和政商关系的异质性,这种"挤占效应"在信贷资源可得性较差、政商关系水平更低的参与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研究表明,这种"挤占效应"通过政策性负担的增加、管理层业绩压力的降低而显著提升.最后,经济后果分析发现,企业参与贫困治理虽然挤占了其创新投入,却提升了创新产出,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与质量都得到了改善,参与治理为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带来了益处.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企业主体创新行为的理解,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新思考,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     

协调度视角下长江流域产业转移效率研究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当前我国在块集聚与点极化双重压力下面临的现实难题，长江经济带尤其是欠发达省份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是解决该难题的必然路径选择。产业转移活动因区域主客体特征变量不同，呈现出典型的多发式转移和门槛转移特征，使得区域政策制定缺乏科学指导，陷入盲目拼政策红利的状态。结合效率模型及考虑熵权的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度分析，测算了2004-2016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年综合产业转移效率，并考察了门槛效应值及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产业转移效率提升较为明显，但不少省（市）存在不协调的阶段性平衡关系，且这种关系还未显露经济总量驱动下的协同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