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 1 987— 2 0 0 1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 ,城市化对降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而地区间人口户籍转换、经济开放、非国有化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都是拉开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也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地方政府实施的带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有关。  

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检验

本文运用历史分析法和反应函数法首次将中国货币政策运用于检验泰勒规则。通过计算中国货币政策中利率的泰勒规则值 ,并与其实际值进行比较表明 ,泰勒规则可以很好地衡量中国货币政策 ,利率规则值与实际值的偏离之处恰恰是政策操作滞后于经济形势发展之时。这表明泰勒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提供一个参照尺度 ,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反应函数GMM估计表明 ,通胀率对利率的调整系数小于 1 ,这是一种不稳定的货币政策规则 ,在这一制度下 ,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产生和发展有着自我实现机制。  

货币政策与金融资产价格

( 1 )货币政策对金融资产价格 (特别是股票价格 )有影响 ,当投资的上升引起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涨时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长期结果是同时引起商品物价水平和股票价格的上升 ;当投资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或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时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长期结果是股价的上升和物价水平的下降。因此 ,货币数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不仅取决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股市。 ( 2 )无论股市财富效应大小 ,通过货币政策刺激股票市场拉动需求的做法在长期都是不可靠的。当股市价格偏离稳态已经越来越远时 ,经济运行将是不安全的。  

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

本文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讨论了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等因素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并利用1987—2001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我们的主要发现是(1)经济开放促进了工业集聚,而经济开放又与地理和历史的因素有关;(2)市场容量、城市化、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政府作用的弱化也有利于工业集聚;(3)沿海地区具有工业集聚的地理优势。我们的研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提供了来自于中国的证据,同时也发现,除了经济地理的作用以外,政策也是导致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

本文在一个动态博弈的框架下 ,考察了政策性负担与转轨经济中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政策性负担将导致国有企业经理的道德风险 ,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 ;当市场竞争达到一定程度时 ,政策性负担必然带来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而且 ,预算软约束同企业的公有制性质无关 ,在同样承担政策性负担的条件下 ,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容易产生预算软约束 ,并且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补贴。当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时 ,政府剥夺企业的生产自主权往往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  

简论我国地方企业集群的研究意义

全球经济中，国家竞争优势不能只依靠国内的全球性企业，更重要的是那些扎根于国土上的企业集群。如何提高地方企业集群内部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促进企业集群的生产系统与知识系统的有机结合，加强企业集群内部的企业分工与合作，以及如何寻找发展内力和整合外部信息的接合方式，成为区域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关键问题。这个当今公共政策的重要课题需要多学科跨领域地商讨解决，急需经济地理学者的积极参与。本文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在我国研究地方企业集群的意义。  

政府的科技激励政策对大中型工业企业R&D投入及其专利产出的影响——上海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动态角度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中的随机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上海市政府的科技激励政策对大中型工业企业自筹的R&D投入及其专利产出的影响。本文认为 ,政府的科技拨款资助和税收减免这两个政策工具对大中型工业企业增加自筹的R&D投入都具有积极效果 ,并且政府的拨款资助越稳定效果越好 ;政府拨款资助和税收减免互为补充 ,提高一个的强度也会增加另一个的效果 ,但这个效应以政府税收减免为主。不同来源的R&D支出和不同等级的人力资源对专利产出的影响是不同的 ,自筹的R&D支出对专利产出有着显著的正面作用。  

中国工业在区域上的重新定位和聚集

本文用第二、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考查中国工业在区域上的集中程度。研究发现 :至 1 995年 ,中国的许多制造业都高度集中在几个沿海省份。同时 ,对 1 980、1 985和 1 995年行业集中度的比较表明 :自改革以来 ,中国制造业在地域上变得更为集中了。进一步的计量分析支持新经济地理理论 ,并显示在 1 993— 1 994年中国工业依然位于倒U曲线的左方。也就是说 ,交易和运输费用的进一步下降可能会促进制造业在地域上进一步聚集  

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财政支出总水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2)财政人力资本投资比物质资本投资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率。(3)用于科学研究的支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远远高于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这些结论对政府今后调整财政支出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定财政支出重点,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

尽管通常的计算低估了中国的就业弹性 ,但调整后的弹性数值仍属偏低。为什么经济的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呢 ?首先 ,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对解决自然失业是无能为力的 ;其次 ,在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所能调节的周期性失业方面 ,由于宏观经济政策所引导的投资方向往往是就业密集度较低的行业 ,进而导致反周期措施拉动就业的能力大为降低。因此 ,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加强职业培训体系建设、推动高就业产业发展 ,应成为经济政策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