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平台租金与双边垄断——马克思地租理论视阈下的平台资本主义批判

平台垄断是数字经济在其迅猛发展过程中暴露的突出问题之一,防范数字资本无序扩张、引导数字平台良性发展需要明晰平台垄断形成的机理。鉴于平台租金是数字平台谋利的主要方式,基于数字劳动的产生及其特征探究数字平台租金的生成及其特性,为正确认识和对待平台垄断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本文以马克思地租理论为依据,剖析数字平台租金的“一般”和“特殊”：首先,通过溯源“平台”概念明晰信息的特征及其在平台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并结合从马克思地租理论中抽象出的“租金一般”规律,阐明平台租金源自平台对信息所有权的垄断,表现为平台内外生产效益的差异化,并因优质平台稀缺引致的经营权垄断而得以长期维系,此为“一般”;其次,不同形式的租金映射着不同技术条件下的劳动方式,数字技术革新使得劳动方式发生显著变化,无目的的劳动、非物质化的劳动对象以及复杂化的劳动资料成为现实并构成数字劳动的主要特征,相应的,数字劳动使得数字平台租金直接表现为数据租金,呈现出指数积累和两极分化的态势,并具有一定的技术壁垒和受众惯性,此为“特殊”;此外,数字平台的各租金形式处于动态的历史关联之中,并必然地演变为垄断租金。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双边垄断模型,用以解释数字平台的垄断机理：一方面,数字平台向非经营性用户隐性地收取产品租金,并处于天然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数字平台向经营性用户收取显性的货币租金,并迅速转变为垄断租金;进而,个别数字平台依托自身的行业垄断地位,不断尝试建构生态垄断,以期持续性地再生产出新的垄断关系。上述分析为有效规制数字平台垄断提供了以下思路：在短期内,需优化税制结构并考虑增设新税种,如数字资源税;在中期内,应注重规范数字经济秩序,保障数字平台的使用秩序、竞争秩序和经营秩序持续改善;在长期内,破解数字平台垄断这一现实难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数字平台以至数据要素的公共占有,因而需要循序渐进地推动公共信息平台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生性国家理论

"国家"内生性地嵌入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由此成为对立统一的整体。本文从结构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双重视角出发,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提出"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和历史终点,而"国家所有制"则可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从历史起点到历史终点,国家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功能,而从逻辑起点到逻辑终点,国家所有制体现的是为宏观调控夯实中观和微观基础的经济功能。"国家"嵌入了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面的社会生产关系,由此内生性地与经济基础结合在一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国家价值空间是如何形成的?——论中国电力行业产业升级的“第三条路径”

国家价值空间具有引领性、务实性和包容性的特征,国家价值空间的形成过程实质上是产业升级的过程.文章以中国电力行业为例,构建技术创新与需求扩张的内生互动机制,提出本土产业升级的“第三条路径”.研究表明:作为推动产业升级的两大动力,技术创新和需求扩张并非独立发挥作用,分工深化和分工广化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形成合力,推动产业沿着“价值节点—产品价值片段—行业价值链条—产业价值网络—国家价值空间”的路径进行升级.其政策含义在于:必须突破向跨国公司“看齐靠拢”、与全球价值链“深度融合”的思维藩篱,通过推进分工深化和分工广化,加强技术创新和内需扩张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将由此产生的内生互动和循环增强机制作为自主建构国家价值空间的强劲动力.     

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协同机制研究——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例

协调好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的关系,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题中之义。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协同机制,是从区域空间布局和区域产业结构两个层面展开的。文章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结合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的对外开放战略,对产业全球化资源配置活动进行了分析,把区域空间布局调整与产业结构跨国调整贯通起来,刻画了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协同的内在机理。从区域协同机制来看,要建设基础条件好的开发区、自贸区、经济带,作为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东、中、西部地区应配合对外开放的整体布局有意识地进行梯度开放。从产业协同机制来看,对于不同类型的产业应分别采取资源占优型协同合作机制、成本占优型协同合作机制、要素融合型协同合作机制、创新引领型协同合作机制。     

消费需求与收入分配结构的相关性

首先陈述了消费需求下降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事实,进而对两者的数量关系进行了证明。在此基础上,利用基尼系数和边际消费倾向等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探讨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对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影响程度。最后,提出了几条缩小不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以提高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基于社会分工的再考察

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还包括介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生产方式,而社会分工是生产方式最主要的实现形式和表现形式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取得共识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表现为:社会中的产品种类和部门数量固定不变,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利润率将不断下降,并由此可能导致失业人口增加和引发社会动乱。随着社会分工深化、广化和企业社会性分工这一新分工形态的出现,在质和量的双重层面上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由此扩大了价值交换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也在一定时期内缓和了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     

新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产业链治理模式选择

在以产品内分工为主要特征的新国际分工体系中,寻求合理的产业链治理模式是本土企业和理论界孜孜以求的目标。以产品技术结构演变作为分析基点,本文探讨本土企业产业链治理模式的选择问题,对产品建构特征影响产业链治理模式的内在机制进行概括,并提出在产品市场需求不稳定背景下构建"柔性"产业链治理模式的对策建议。     

技术创新、回报效应与中国工业行业的能源效率

技术创新对于能源效率的提高具有复杂影响,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行为与能源效率的相关性具有差异性,由于回报效应的存在,企业原始创新和二次创新策略提高能源效率的力度和路径截然不同。本文通过建立企业技术创新策略的斯塔克伯格模型,分析了贯序性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对能耗水平的影响,并利用非参数统计方法对两类技术创新策略与能源效率的相关系数差异性进行了检验。结论表明:(1)中国工业行业的企业原始创新行为与能源效率具有微弱的正向关系;(2)中国工业行业的企业二次创新行为与能源效率具有较强的正向关系;(3)技术创新对于能源效率的回报效应主要体现在原始创新活动上。     

分工与专业化: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的一个视角

西方经济学对新古典范式的反思主要体现在重新将分工引入研究视野,而社会分工理论同样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甚至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新制度经济学、新产业组织理论和新兴古典经济学等西方经济学流派主要研究社会分工在生产力层次或生产关系层次上所扮演的角色,并没有像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那样将社会分工看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纽带和中介环节。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分工理论不仅从生产的物质和技术方面考察分工,更把社会分工看做一种制度关系,从而取得了相对于西方经济学更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