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云模型的区域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成熟度评价

基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成熟度视角，运用2019年我国内地省域数据，构建包含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创新环境4个维度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云模型评价方法，对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成熟度中最主要的影响维度；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整体处于中等成熟度，且不同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最后，基于全新视角，提出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成熟度的政策建议。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领域延伸责任分担研究

文章基于一定的激励政策工具假设与责任承担模式下,借助于市场经济下价格的传导机制,构建逆向供应链下各参与主体在不同回收模式下的决策模型,考察政策工具组合作用下,供应链成员各自最优决策下物质责任的分担问题.在具体各承担模式中,随着废弃物回收责任、拆解处理责任的分担与转移,相关责任主体可享受的超回收激励、超物料回收标准激励,及未达法定标准的经济惩罚等经济责任也实现了分担.研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领域相关主体延伸责任分担和激励政策工具设计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19年数据,借助爬虫技术归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价值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价值水平都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但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的价值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于其中的高科技企业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渠道机制检验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增强要素配置水平并对风险具有更强的可控力,这些因素的改善,都有助于企业价值水平的增加.     

高铁开通促进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本文基于2008—2018年非枢纽城市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提高了非枢纽城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其高质量发展.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二线和三线非枢纽城市企业,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对资源密集型企业以及一线非枢纽城市企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拓展了高铁建设的经济后果研究,丰富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文献,对高铁建设的规划布局及其经济分布效应分析具有参考意义.     

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已有文献认为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具有重要作用，但失败学习通过何种途径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研究并不完善。基于失败学习理论，引入资源拼凑和机会识别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失败学习影响企业绩效的多路径模型，探索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的驱动路径及内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资源拼凑和机会识别分别在失败学习与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资源拼凑和机会识别在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驱动过程中存在链式中介作用，战略柔性能够强化资源拼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正向调节资源拼凑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拓展了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对企业复苏和成长具有重要启示。     

铁路非运输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铁路非运输企业在2013年6月货运改革后脱离了铁路运力,利用自身优势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铁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思想观念陈旧,市场开拓能力不足等问题和不足,在脱离铁路运力开展经营开发时,非运输企业还存在不少差距和短板,市场竞争力不如民营企业,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保障铁路非运输企业高质量发展,文章就此展开分析探讨。     

开放式创新对节能环保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节能环保企业是节能环保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通过构建理论模型，以上海89家企业数据为基础，就开放式创新对节能环保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节能环保企业对开放式创新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但开放式创新对节能环保企业创新同时具有促进效应和替代效应，外部知识互动提升了节能环保企业创新绩效，也可能导致外部技术依赖；开放式创新在技术开发和创新成果转化上的影响存在差异，节能环保企业应结合不同创新阶段和企业自身特征有效开展外部创新合作；开放式创新需建立在企业内部创新投入的基础之上，节能环保企业应重视内部创新投入与外部技术消化吸收，实现内外部创新要素叠加。     

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大数据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IT-业务融合与双元环境的调节作用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权变理论，以IT-业务融合、双元环境为调节变量，探究大数据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作用关系，结果发现：大数据能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IT-业务融合调节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IT-业务融合水平越高，大数据能力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越显著；双元环境能够调节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间关系。其中，环境动态性在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间起正U型调节作用，而环境竞争性在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间起倒U型调节作用。从内外部情境视角解释大数据能力的创新转化，对中国企业大数据应用具有指导意义。     

金融监管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

金融监管是政府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重要政策手段,对新时代下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也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借助中国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与金融监管数据集,检验金融监管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监管强度的增加有助于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这种影响随着企业外部地域属性和内部特征差异的变化展现出了较强的异质性效果.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监管有助于降低企业杠杆率水平,刺激企业多元化投资(包括R&D与实物资本投资),并减轻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为自身财务风险稳定提供保障,这些都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增加.特别地,对于金融科技新业态的监管,使得企业融资的创新行为倾向更加聚焦.本项研究从微观经济主体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分析了金融监管的重要作用,有助于在功能和内容上强化对金融监管的优化,是新时代下创新驱动转型战略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