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中国制造业增长效率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在主要发达国家逆全球化进程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中国制造业增长效率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本文运用随机前沿模型(SFA)和数据包络分析(DEA),对OECD国家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针对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国制造业整体水平及其细分产业增长效率的全球排序、中国制造业增长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国制造业增长效率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研究.中国具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产业基础:中国制造业大部分细分产业垂直专业化指数较低,说明中国制造业已经摆脱了产业链低端锁定的低效率风险;同时,完备的集成配套能力和较高的产业贸易竞争力使中国制造业具有较高的产业技术效率,实质性地转变了中国制造业被动嵌入全球产业链的状况.然而,中国制造业细分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世界排序较靠后,且大多数呈负增长状态,尤其与日本、美国和德国相比仍处于劣势,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不足,在技术创新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这些不足和差距是中国制造业匹配新发展格局的主要障碍.     

双循环战略下的中国产业及企业与全球供应链“缝隙”弥合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依赖中国产业及企业在中高端融入全球供应链。受国际环境复杂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产业及企业与全球供应链之间的“缝隙”正在显现。为了支持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中国产业及企业必须主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现阶段中国产业及企业还不具备重构全球供应链的实力,面对与全球供应链之间的“缝隙”,要打造中国价值链以提升其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力,瞄准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突破几个可自主的核心点与关键环节,通过“多点多线多环”布局强化中国产业及企业与全球供应链的黏连性,加快弥合“缝隙”,进一步提升中国产业及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影响力。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的FTA贸易伙伴选择-基于贸易增加值数据的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FTA数量的增长和层次的提升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下一步应该如何选择FTA对象?文章基于ADBMRIO和OECDICIO的国别(地区)贸易增加值数据,通过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研究了FTA数量和FTA层次对中国贸易增加值的影响.研究表明:FTA的建立使中国与成员国(地区)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目前FTA对贸易增加值的作用仍然以广延边际为主,FTA深度对贸易增加值的集约拉动需要继续加深;与传统贸易活动相比,FTA在全球价值链活动中起到的作用更加突出.效应异质性研究发现: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看,与较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FTA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拉动作用最大;FTA参与度较高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与中国建立FTA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竞争力的提升有显著的帮助;与中国距离较近的国家和地区建立FTA有利于中国贸易增加值的提升,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地理距离在对外贸易中的影响正在逐渐下降.因此,中国应加快FTA的全球战略布局,在增加FTA数量的同时,加强FTA的深度建设,注重FTA贸易伙伴的多元化,在亚洲邻国的基础上,加快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FTA谈判步伐.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基于服务要素投入视角的分析

文章在构建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一般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计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基于服务要素投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与返回国内增加值密切相关,显著促进中国向劳动要素丰裕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向服务要素丰裕国家出口服务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此外,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联系与区别

随着经济形势日益严峻,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加大,经营风险愈发严重,企业实现持续良好发展,必不可少的是合理完善的内部控制和科学有效的风险管理,二者在保障企业的良性发展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文章简单介绍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内涵,比较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本质区别,并对如何提升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效率提出改进措施。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世界经济战略走向

新冠疫情的出现冲击了世界经济,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两个维度分析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世界经济未来走向,研究发现:(1)新冠疫情通过影响全球价值链、贸易投资和就业环境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矛盾升级、原有治理体系规则未与时俱进和激进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出新的挑战;(2)新冠疫情强化了世界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将是未来治理的重要趋势;(3)新冠疫情可能会使世界经济格局出现新的变化,而中国在此次疫情中高效率的抗疫举措将进一步提升自身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参与度。     

基于AHP-TOPSIS模型的京津冀家政服务人力资源供给质量评价研究

依托已有的研究成果构建了家政服务人力资源供给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AHP-TOPSIS模型对京津冀家政服务人力资源供给质量进行了评价和排名,并使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员工制、准员工制、培训学校、中介制四种类型家政机构人力资源供给质量的关键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不同类型家政机构人力资源供给质量改善的针对性建议,为家政服务人力资源供给质量的改善提供参考依据。     

中部六省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了1999—2017年中部六省的碳排放效率,分别计算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和高级化指数,利用耦合协调模型考察了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部六省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耦合协调度较低,处在中度失调和中度协调之间,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耦合协调度处在中度失调和中度协调之间,但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人力资本、财政支出对中部六省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协调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环境规制、能源结构产生了抑制的作用。人力资本对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耦合协调度有正向作用,而外商投资、人均资本、制度质量和能源结构产生了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