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调节下的供需协同

2020年以前,中西方宏观经济政策调节都经历了供给侧与需求侧主张的交替过程,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政策主张并没有共存过,主要是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而在2020年后的中国,供给与需求均被关注、强调.二者之间除了具有对立性,在社会背景、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具有一致性,双方能够发挥协同作用.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当下,中国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供需双侧发力对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而政府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在供给侧和需求侧进行同时调节,使供需双侧发挥协同作用,更好地促进经济双循环体系的构建和国民经济的稳健运行.     

公共危机中的政府协作治理能力*——中国省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文本分析

协作治理，是应对公共危机形成的一种新的治理形式。本文使用文本分析法考察了2020年2月末各省区市政府在本次疫情应对政策中协作治理能力的四种关键机制：促进式顶层领导、开放式参与路径、明确的协作职责、透明信息披露的运用情形及运用效果。研究结果显示，30个省区市都在运用协作治理机制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四种机制的运用存在差异，整体上沿海地区运用协作治理机制更充分。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政府协作治理机制的运用显著促进了各省份疫情中第三产业的经济恢复水平，原因在于其改善了省级层面经济恢复的市场环境。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强大的政府协作治理机制有助于社会快速有效应对公共危机，也是优化市场环境的政府治理新途径。本文为政府协作治理的机制构成与实际效果提供了重要补充，在公共危机应对的背景下发展了政府治理的理论内容，为公共危机情境下政府职能转变思路提供了参考。     

无实际控制人与超额商誉研究

近年来，无实际控制人企业呈爆发式增长，商誉“爆雷”事件也层出不穷，而无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特征是否是形成超额商誉的原因之一尚无定论。基于此，本文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无实际控制人与超额商誉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无实际控制人与超额商誉显著正相关。异质性检验发现，在股权制衡度较低、管理层风险偏好程度较高、处于较低的法治水平的企业中，无实际控制人对超额商誉的影响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无实际控制人通过强化并购动机、提供寻租机会和操纵并购权力产生更多的超额商誉。     

新时期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体系研究

一、前言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根基所在,随着新时期社会市场变革以及企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需要,对人才资源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现代企业,绩效管理体系已经成为企业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企业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企业提高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水平,要不断深入发挥绩效管理对员工的激励作用,全面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     

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来自京津冀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绿色发展是推进京津冀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文章基于2006—2019年京津冀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正、负外部效应双重作用下，产业协同集聚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倒U”型影响，同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影响效应存在产业异质性，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作用效果以及更高的拐点值，且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绿色技术效率及绿色技术进步“双引擎”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可为如何依托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数字经济时代下金融科技监管体系研究——来自欧盟的监管启示

作为传统金融产业与现代互联网技术深入融合的产物,金融科技在发展中既面临传统金融风险,也存在底层技术风险.因此,传统金融监管体系难以适应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的需求,突出表现为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难以平衡等问题.文章以欧盟金融科技监管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了欧盟金融科技监管的法律规范制定、监管体系及监管模式特征与优势.结合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现状,构建了中国金融科技协同监管体系,并分别从金融科技监管框架的建立、金融科技监管手段与法律规范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设路径.     

居民杠杆率的发展风险、国际比较与治理路径

当前,我国居民杠杆率快速上涨,并呈现出与国际趋势背离、风险不对称、居民储蓄率下降、债务过度扩张等风险特征.从居民杠杆率的发展肇因看,可归于中长期消费贷款领域的货币政策宽松促使房地产贷款过热,以及短期消费贷款领域的金融科技驱动消费金融机构的野蛮生长.通过采用法律金融学理论,重点分析不同法系下居民杠杆率的发展演进,充分借鉴海洋法系(以美国为代表)与大陆法系(以日本为代表)的居民杠杆率高企的风险治理经验,结合我国居民部门的风险境况,提出我国防范居民杠杆率高企的风险治理路径.     

贫困治理参与、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视角

市场竞争在企业参与外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创新激励作用吗?从这个问题出发,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为研究背景,从宏观治理与微观治理两个层面,政府与市场两个视角,投入与产出两个维度出发,考察参与扶贫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使用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先从投入维度实证验证了企业参与治理会在一定程度产生"创新投入挤占效应",即上市公司参与扶贫治理与其创新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然而,更高市场竞争程度能显著降低"挤占效应",有效发挥创新作为根本动力的激励作用;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区分信贷资源和政商关系的异质性,这种"挤占效应"在信贷资源可得性较差、政商关系水平更低的参与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研究表明,这种"挤占效应"通过政策性负担的增加、管理层业绩压力的降低而显著提升.最后,经济后果分析发现,企业参与贫困治理虽然挤占了其创新投入,却提升了创新产出,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与质量都得到了改善,参与治理为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带来了益处.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企业主体创新行为的理解,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新思考,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     

利益相关者视域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利益相关者理论能加深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利益相关者组合是实现深层民主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利益相关者中的街道面临体制不顺、机制不健全的困境,社区面临能力不强、行政色彩过浓的困境,社会组织发展面临资源短缺、制度不足的困境,社区居民面临惯性依赖、看客心理的困境.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架构以提升治理能力为重点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方式,多措并举为社区赋权增能,大力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努力用新思维新理念激发社区居民参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