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投资率的典型性特征分析

本文分析了省域投资率的中枢水平与省域经济增长率之间表现出震荡抬升的历史同步性,稳投资和保增长已成为迫切的重大使命。省域投资率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相契合,与经济转型升级相适应,与赶超型发展战略相呼应。提出必须保持适宜的投资率,要依托投资精准补短板,关注城镇化发展、乡村振兴投资需求,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和创新投资的微观运作机制的建议。     

中国货币供求机制的特殊性研究

在中国逐步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货币的供求机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的货币问题产生了三个衍生性的怪象:一是货币供给量非常庞大;二是通货膨胀率非常低;三是中小企业融资利率较高。上述三个怪象的源头是中国特殊的货币供求机制。本文旨在探究中国货币供求机制的特殊性,解释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三大货币"怪象"。     

基于“高投资率、低消费率”争论的投资与消费关系研究

近年来,我国学界关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论述还存在着争论,主要集中在什么是"合适"的投资率与消费率这个问题上,有些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有些则认为当下的投资率和消费率是合理的。针对这类争论,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目前的后危机时代,重新审视我国的投资与消费现状,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动态中把握投资与消费,辩证地看待两者的关系,以储蓄率为参考来判断我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水平。     

省域稳投资提效率的实证反思

基于SFA测度的省域投资效率的总体水平不高,在整体生产效率中的份额较低,存在巨大的效率提升空间。省域投资效率的空间异质性明显,呈低于总体生产效率的空间格局,分类施策改善余地大。省域投资效率与省域投资率之间的互动关联性紧密,二者间的总体变动态势具有此消彼长的内在契合性,二者之间的波动性差异明显,二者之间的内在相关性显著。要客观认识保持适宜投资率的重要性,优化投资结构,创新融资支撑体系,创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稳定投资预期,创新投资项目运作机制。     

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在当前社会中,如果投资条件和经济环境不同,过高的投资率是否具有合理性,也有着不同的解释。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社会来说,很难判定投资是否是一种福利。因此,本文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经济情况,分析了在国内生产总值当中,过高的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的利弊性,同时探讨了针对我国过高的经济投资率,如何降低其对经济增长的不良影响,从而使其产生最大的社会福利。     

广东省住户部门消费与储蓄关系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广东省的资金流量表和统计年鉴的实证分析，探讨其住户部门的消费与储蓄的关系。目前广东省住户部门的消费与储蓄关系存在三大问题：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尤其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是造成广东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企业支付的劳动报酬降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Cointegration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China＇ s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利用中国1982～2009年的数据,采用E-G两步法、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率与储蓄率（S/GDP）、净国外资产占GDP的比率（NFA/GDP）、投资率（资本形成总额/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其中,储蓄率、投资率对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较大,是造成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因素。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收窄:周期性还是结构性?

<正>一、前言2004年前后至今,中国经常项目顺差问题始终是国内外官方机构及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并以全球金融危机为界线,前后侧重点有所区别。2003-2007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例从2.8%迅速扩大至10.1%,诸多西方经济学家指责中国持续巨额的贸易顺差是全球贸易失衡的根源,并着重强调"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来解释这一现象,由此引发了     

我国内需增长的主要特点及变动趋势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内需增长的总体特征(一)内需总体保持较快增长,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0%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内需(最终消费加上资本形成,即消费加上投资)总体上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1979-2007年年均实际增长10%,比支出法GDP平均增速(10.5%)低0.5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