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笼换鸟”的房价效应：以老工业区搬迁改造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是城市“腾笼换鸟”、促进区域协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将济南东部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作为研究对象，使用济南市2010～2017年二手房挂牌交易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这一政策实施对区域房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给所在区域的房屋带来了显著的溢价效应，溢价程度约为4.6%,且这一结论通过了多项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搬迁改造对房价的影响在时间上呈现持续显著增长趋势、在空间上呈现随距离增加而减弱趋势；潜在机制分析发现搬迁改造会通过促进人口聚集、改善公共服务供给来影响房价。此外，进一步分析表明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对房租起到了抬高效应，但对房屋挂牌交易数量不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进城市更新决策、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借鉴参考。     

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来自京津冀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绿色发展是推进京津冀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文章基于2006—2019年京津冀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正、负外部效应双重作用下，产业协同集聚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倒U”型影响，同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影响效应存在产业异质性，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作用效果以及更高的拐点值，且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绿色技术效率及绿色技术进步“双引擎”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可为如何依托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中国消费内生动力：收入增长下的涓滴效应研究

深入了解涓滴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促进消费视角下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对稳定中国经济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利用1992～2016年城镇住户数据构建动态面板，基于欧拉方程和工具变量法，从收入分布视角探讨同一城市内高收入家庭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涓滴影响。结果显示：在可支配收入增长的条件下，收入最高20%家庭消费每增长1%引致中间60%家庭消费增长0.050%～0.057%,中间60%家庭消费每增长1%引致最低20%家庭消费增长0.185%～0.231%,涓滴效应主要从收入高分位向低分位传递影响；通过地位寻求动机下的向上攀比，消费涓滴效应显著提高中间收入家庭的设备品、教育、通信与娱乐用品、居住、食品等消费分类支出和比重，提升高品质消费品的拥有率；促进居民持久收入增长和稳定消费品供给价格是发挥涓滴效应的关键因素，而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会降低涓滴效应的影响。充分发挥居民家庭尤其是中间收入群体的消费涓滴效应，在多重不利环境下激发消费内生动力，有利于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了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后，企业显著降低了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同时提高了实业资产的投资比例，表明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有效促进了企业“脱虚向实”;随着政府审计监督力量的增强，上述正向驱动效应进一步强化。机制检验发现，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有助于规范政府债务资金的举借，缓解信贷市场资源错配，降低企业部门融资成本，进而提高实体项目投资的净现值，形成促进企业进行实业投资的“市场推力”;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改善政府债务资金的使用方向，加大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财政扶持力度，进一步增加投资实业的获利空间，形成激励企业进行实体投资的“政府拉力”。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财政压力较大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作用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释放财政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红利提供了理论支撑。     

新收入准则对咨询服务企业收入确认与计量的影响及对策探讨

当前，咨询服务企业在收入确认实务工作中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会计核算难度大幅度增加。为了满足经营管理需要，咨询服务企业应当遵照新收入准则开展咨询服务，提高收入确认与计量的管控力度，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本文以新收入准则修订为背景，结合咨询服务行业实际业务特点进行分析，深入剖析在新收入准则下咨询服务企业收入确认与计量发生的主要改变，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措施，以提高咨询服务企业的会计核算信息质量，降低经营管理风险，希望对咨询服务行业的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跨省区人口迁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收敛

文章在构建两地区两部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跨省区人口城镇化迁移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理论机制,进而选择人口规模与降雨量分别作为工具变量,构建两类互相检验的工具变量模型实证研究,并从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必要性、弱工具变量风险以及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四个方面对实证结果做了合理性讨论.研究结论认为当城乡收入差距位于"倒U"理论拐点的右侧时,跨省区人口城镇化迁移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收敛,否则相反.环境的异质性影响了跨省区人口城镇化迁移与城乡收入差距区域收敛的关系效应,主要表现在:中部地区收敛效应大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发散,且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上升,跨省区人口城镇化迁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收敛效应减弱.     

贫困治理参与、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视角

市场竞争在企业参与外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创新激励作用吗?从这个问题出发,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为研究背景,从宏观治理与微观治理两个层面,政府与市场两个视角,投入与产出两个维度出发,考察参与扶贫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使用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先从投入维度实证验证了企业参与治理会在一定程度产生"创新投入挤占效应",即上市公司参与扶贫治理与其创新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然而,更高市场竞争程度能显著降低"挤占效应",有效发挥创新作为根本动力的激励作用;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区分信贷资源和政商关系的异质性,这种"挤占效应"在信贷资源可得性较差、政商关系水平更低的参与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研究表明,这种"挤占效应"通过政策性负担的增加、管理层业绩压力的降低而显著提升.最后,经济后果分析发现,企业参与贫困治理虽然挤占了其创新投入,却提升了创新产出,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与质量都得到了改善,参与治理为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带来了益处.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企业主体创新行为的理解,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新思考,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     

零工经济时代数字平台控制劳动力的供给行为

本文首先基于委托-代理模型构建了一个数字平台控制劳动力供给的行为经济学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平台控制劳动的方式和心理机制;然后建立了一个赫克曼(Heckman)选择模型,利用Uber的大数据实证分析了网约车司机的劳动决策.研究结果表明:(1)在零工具有参考点偏好的前提下,数字平台通过高货币激励或高目标奖励使零工劳动者的参考点具有适应性,进而避免其过早地陷入“收入目标”行为;(2)数字平台利用零工劳动者的厌恶损失偏好,对其实施控制以延长工作时间;(3)网约车司机存在“收入目标”行为,且该行为呈现出动态性的特点;(4)收入激励和“峰时”溢价对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概率和工作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在一天的某个时间段内能够抑制网约车司机的“收入目标”行为.可见,零工经济时代到来,一方面提高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数字平台通过劳动控制变相延长了零工的劳动时间,加剧了剥削.     

“强省会”战略的创新效应研究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多省开始实施“强省会”战略，而“强省会”战略的创新效应尚不清晰。利用各省和省会城市以及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强省会”战略对全省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从知识溢出和吸收的视角分析了产业同构和教育资源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省会城市规模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的作用增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强省会”战略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强省会”战略不仅促进了省会对非省会的溢出效应，同时促进了非省会城市的创新能力。产业同构和非省会教育资源都可以强化“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强省会”战略对东西部地区、非特大超大城市地区、创新领先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更大。研究结果对于各地依托“强省会”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