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脆弱性

在经济制度变迁中 ,中国选择了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和金融控制政策。金融控制政策虽然促进了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 ,但是由于缺乏合理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支持 ,也加剧了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脆弱性。实施国有产权股份制改革 ,建立合理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是解决国有商业银行金融脆弱性问题的根本之策。     

汇率涨跌对上证指数非对称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TARCH模型,选取2005年8月-2015年8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上证指数的月度数据,并构建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虚拟变量,分别通过加法和乘法方式引入到均值方程中,来研究汇率涨跌对上证指数产生的影响,发现通过加法方式的引入效果更好.研究发现:汇率涨跌与上证指数的变化呈现负向关系,即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上升,上证指数下降,反之亦然;上证指数具有非对称效应,且对好消息的反应更大.     

基于EGRACH模型的股指期货对股市非对称性波动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EGRACH模型,利用高频数据,实证检验了沪深300股指期货对我国股市非对称波动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沪深300股指期货与现货市场之间存在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在股指期货初期股指期货对股市的波动有放大作用,在远期降低了非对称性波动,具有稳定股市的功效。     

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次序安排的有效性与风险性

我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探索稳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利率市场化改革之路,当前利率市场化改革已进入最为关键、最为核心的阶段--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本文从效率与风险出发,结合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对现行公布的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次序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指出现行已公布的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次序安排的高风险性和低效性,并提出相应的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次序安排与建议.     

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直接投资 与非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1982-2010年期间我国直接投资类、间接投资类（含其他投资）、错误与遗漏及投资收益类三种类型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长期,我国三类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升贴水年率之间为负向变动关系,与中美利差、中美通胀之差、我国实际经济增长及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预期之间为正向变动关系;在短期,三类国际资本流动与上述影响因素之间关系并非一致;实际经济增长是我国直接投资类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预期是我国非直接投资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     

我国资本账户与金融开放测度研究:1982～2010

文章通过引入国际资本套汇套利的实际年收益率将汇率因素纳入模型,对Helmut&Helene的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测度模型进行了修正。经对我国1982～2010年期间的计量估计,得出这一期间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开放度为45.86%。其政策含义是在当前资本与金融账户半开放、汇率制度半浮动及我国经济增长放缓情形下,管理当局在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应该实施有益于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和有益于减轻居民与企业税负的财政收入政策。     

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制度性的障碍分析

我国利率市场化已经进入本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关键阶段。目前我国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主要面临财政赤字、银行风险以及投资与消费需求不足等三大约束。如果在此情形下贸然进行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则会恶化财政赤字、加剧银行风险和需求不足,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必须消除上述约束,夯实利率市场化所需要的经济基础,稳健地推进我国人民币存贷款改革。     

基于价格粘性的股价超调现象的理论分析与检验

文章通过将价格粘性和金融资产价格引入货币数量模型,从理论上论证了在价格粘性下,一次性货币供给的冲击将使金融资产价格处于短期超调状态,而持续性的、同方向的货币供给冲击以及投资者的预期自我实现共同作用,将使金融资产价格在较长时期内处于累积性的超调状态,由此而形成金融资产价格与基本面相背离的"剪刀差"现象.基于我国统计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股价与M1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和互为因果关系,股价对M1冲击存在1期滞后和先升后降的脉冲响应;股价与M2及股价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从M-F模型看中国货币政策的内在冲突

本文使用M-F模型分析中国货币政策的内在冲突,即固定汇率下的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与货币总量目标制下货币供应量的外生性的矛盾,得出正是这种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与“外生性”的冲突,使得中央银行为同时实现内外均衡而最终实行单一目标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