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的FTA贸易伙伴选择-基于贸易增加值数据的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FTA数量的增长和层次的提升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下一步应该如何选择FTA对象?文章基于ADBMRIO和OECDICIO的国别(地区)贸易增加值数据,通过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研究了FTA数量和FTA层次对中国贸易增加值的影响.研究表明:FTA的建立使中国与成员国(地区)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目前FTA对贸易增加值的作用仍然以广延边际为主,FTA深度对贸易增加值的集约拉动需要继续加深;与传统贸易活动相比,FTA在全球价值链活动中起到的作用更加突出.效应异质性研究发现: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看,与较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FTA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拉动作用最大;FTA参与度较高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与中国建立FTA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竞争力的提升有显著的帮助;与中国距离较近的国家和地区建立FTA有利于中国贸易增加值的提升,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地理距离在对外贸易中的影响正在逐渐下降.因此,中国应加快FTA的全球战略布局,在增加FTA数量的同时,加强FTA的深度建设,注重FTA贸易伙伴的多元化,在亚洲邻国的基础上,加快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FTA谈判步伐.     

Government debt and fiscal execution efficiency

Governments have used deficit policies in recent years, yet many still face fiscal debt problems. Thus, this research uses Range Directional Measure Dynamic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model with negative data to explore the financial ef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Taiwan from 2011 to 2018. This article has three major contributions: (1) The research uses RDM Dynamic DDF model with negative data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negative values on input and output data and uses dynamic models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past research. (2)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regions, local governments have different fiscal budget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uses the Wilcoxon Test to explore the efficiency differences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3)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entral subsidies and government deficits (debts) of local governments on fiscal efficiency, and discusses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fiscal executio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Seven counties and cities with the best efficiency, and seven local governments with poor efficiency. (2) The fiscal performances of outlying islands and eastern local governments are better than those of western local governments. (3) Kaohsiung City has the highest accumulated debt and Tainan City exhibits poor financial performance.     

网络强度、组织冗余与创新模式——对200家样本企业问卷调研数据的实证检验

通过社会网络带来资源冗余进而对创新选择产生影响，这一机制已成为当今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运用200份企业样本调研数据，对网络强度、不同类型组织冗余及两种创新模式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网络强度显著正向直接影响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网络强度还通过正向影响未吸收冗余对两种创新产生正向间接影响作用;未吸收冗余与创新模式间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关系,而吸收冗余在三者影响路径关系中检验结果不显著，可能是受企业自身因素或条件影响所致。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3点重要管理启示。     

企业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驱动机制研究

整合组织动机和期望确认理论，从购买动机视角探讨企业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驱动机制。将购买动机分为效率动机、规范趋同动机和模仿趋同动机，阐述购买动机对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影响的微观机理。以198家购买过云计算技术的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购买动机与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间的关系，并检验满意和认知锁定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购买动机正向影响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满意和认知锁定在购买动机与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各购买动机的中介作用路径呈现差异化。其中，效率动机的作用路径被满意和认知锁定部分中介，模仿趋同动机的作用路径被满意部分中介，规范趋同动机的作用路径被认知锁定部分中介。研究结论打开了企业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黑箱”，对于企业深入理解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驱动机制，促进突破性技术在持续采用过程中发挥真正价值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金融支持国防知识产权成果转化问题及策略研究

国防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应用是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落地见效的关键环节，引入现代金融体系能够有效促进国防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目前我国国防知识产权转化工作在组织管理体制、工作运行体系、法规政策制度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初显成效，但仍面临整体转化形势不容乐观、金融支持体系尚未成熟等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国防知识产权与发明人割裂导致一般金融产品难以通过审核，使融资渠道狭窄；其保密性进一步加大了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国防知识产权专用性较强，相应抬高了融资成本。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提出3条改进措施，以实现对国防知识产权转化的金融支持，即①从顶层设计上优化解密脱密流程，明确发明人与知识产权的权属关系，细化财税优惠等支持措施；②加强政府财政税收政策支持，引导创新利用多元社会资本进入支持转化领域；③建立各主体参与的金融服务协调保障机制、监测评估体系，启动国防知识产权转化的金融支持试点工作，构建符合国情的国防知识产权转化金融支持体系。     

国家高新区设立能够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261个地级市TFP分解数据的路径分析

国家高新区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载体，文章利用2001-2014年我国261个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渐进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高新区设立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期内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从TFP的分解项来看，高新区设立促进了所在城市规模效率提高，却抑制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高；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上述作用具有显著城市等级异质性，在高行政等级城市设立高新区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运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土地转让数据、城市专利数据等进行机制分析发现，企业间资源错配和土地价格扭曲降低了技术效率，而技术创新下降和产业升级钝化是抑制技术进步的主要机制。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以社会影响力债券为例

我国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在政治维度、社会维度、经济维度上呈现碎片化状态,具体体现为行政权力划分不明晰、治理主体单一且主体间缺乏互补协同、社会资本参与不足,碎片化特征严重制约着农村公共服务的持续发展,导致其供给水平无法满足农村日益多样化的社会需求。面对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供需张力,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以社会影响力债券作为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基础,该机制通过协调层级政府部门间的权责配置,整合多元治理主体的资源优势,拓宽农村公共服务项目的资金渠道,从而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碎片化问题,实现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水平的提升。     

基于标准数据的创新程度提升路径研究

创新程度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趋明显，但目前创新程度常以专利作为测量值。随着标准在产业发展中引导性增强，作为创新重要产出的标准在创新程度提升中的地位日渐凸显。提出一个以标准数据为依据，通过对标准创新程度值的测量，结合国际国内创新程度四分图模型，研究具体领域创新程度提升路径。以信息技术应用领域标准为分析对象，结合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标准和中国标准，确定信息技术在各应用领域创新现状。结果显示：信息技术在办公系统和银行业务两个领域应用的国际国内创新程度都很低，应在完成产业升级后逐渐淘汰；其在健康关怀领域应用的国际发展前景良好但国内创新程度很低，是重点研究领域。随后，对信息技术在健康关怀领域应用的国际和国内标准具体内容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与国际发展存在差距，并以国际国内创新程度为依据对位于四分图不同区域的信息技术应用领域创新程度提升提出合理建议。     

经济增长目标影响了企业风险承担吗?-基于市场和政府双重视角的考察

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政治和财政激励的影响.地方政府每年都制定明确的经济增长目标以指导地方发展.虽然许多研究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研究了该目标的作用,但很少有研究具体考察增长目标在微观经济中的作用方式.文章从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角度,匹配2009-2015年233个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和2381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政府经济发展规划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研究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显著增加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在更换了企业风险承担和经济增长目标衡量方法以及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存在.在外部资源的调节效应方面,经济增长目标对能获得高政府补助、融资约束程度低以及能获得高贷款的企业的风险承受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而异质性检验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刺激效应主要体现在具有一定规模、国有企业和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以及主要体现在发展水平较低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城市中.这些发现表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正面影响主要还是地方政府主导资源分配的结果,而并非市场信号机制的结果.     

刑事涉财产执行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以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的当事人构造为视角

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因采取移送执行模式而被误认为不存在申请执行人，使得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及其衍生的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过分依赖执行法院的职权主义。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裁判、追缴或责令退赔违法所得并返还被害人判项、责令被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失判项的执行程序中，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原则上应以被害人为申请执行人，并参照适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制度。其他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应以检察机关为申请执行人。除非出现被执行人逃避执行或者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请求等特殊情形，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检察机关通常无须现实参加执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