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分析

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客观要求,加强对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着重探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问题。首先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的现状,第三部分从理论上论述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哪些地区。分析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应随投资目的的不同而不同,总的来说应开展全方位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同时期可以有不同的重点。  

论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

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范围内突飞猛进,但长期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焦点始终是大企业。在竞争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应关注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现状出发,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应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及其传导机制

对外直接投资(FDI)对投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有明显的正负两方面效应。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发挥资源补缺、传统产业转移、新兴产业促长、产业关联和幅射、海外投资收益等方面的效应有力地带动投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又加剧东道国和投资国重合产业问的竞争。而且对投资国的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带来负面效应并据此影响投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影响投资国的投入要素、需求结构和资源转换方式等因素把这些效应传导给本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并进而影响本国产业升级的速度和效率。  

"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思考

为了配合"走出去"战略,中国政府于2004年构筑了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  

权衡成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较优势原则

从国际收支周期波动和长期平衡的角度看,单边的资本持续流入或者流出均不利于国际收支在长期内的可持续平衡,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通过双向流动获得最佳配置是必然趋势.这就是中国在获得高水平的资本流人的同时("请进来"),还有必要主动探讨对外直接投资("走出去")的根本原因.从当前的国内外环境看,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区位选择

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产业和区位的选择是投资决策的重要内容,可以说产业与区位选择的正确与否是对外投资成败的关键。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党的十六大的召开和入世的新背景,通过分析我国对外投资中的产业和区位分布状况,提出了我国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区位选择时应采取的措施。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探索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企业逐渐加强实施走出去战略,增强国际竞争力。本文对近年来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影响我国企业进行区位选择的因素。在研究中采用理论探索的方法,分析了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影响的几大因素。借鉴引力模型的原理,提出本文的基本假设,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提出新的计量统计模型。通过2004、2005年的宏观数据验证本文的假设,认为贸易、劳动成本、距离和国家类别等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我国企业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时,应当注重对这些影响因素的考虑。  

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我国入世后,在继续做好引进外资的同时,要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正确选择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发展所需的稀缺生产要素,转移国内剩余生产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交通设施、金融深化、制度变迁及人力资本与FDI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FDI)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国际投资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FDI弥补了东道国的资金缺口,带来了先进的管理和技术等稀缺要素,同时FDI加速了东道国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和金融深化,推动了制度变迁,从多个角度深刻地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但是,究竟是东道国的哪些因素促进了FDI的流入?影响程度又有多大?为此,这里选择了有关制度变迁、金融深化、人均道路、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等多个自变量,利用现代计量经济学工具,对以上变量进行了选择,然后建立了它们与FDI的长期协整关系及误差修正模型,并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

本文使用2000—2006年我国对50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和进出口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协整模型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长短期贸易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及进口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在长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进出口的拉动作用相当大。(2)在短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及进口的长期稳定(协整)关系,对短期的出口及进口的抑制(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对短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本文还进一步讨论了这些结果的深层次原因以及相应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