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度组合策略与创新绩效类型匹配关系研究——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

根据创新开放广度与深度，提出高广度-高深度、高广度-低深度、低广度-高深度与低广度-低深度4种组合策略。以吸收能力为调节变量，构建开放度组合策略与创新绩效关系模型，以我国三大行业201家企业为调查对象，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实施高广度-高深度组合策略的企业倾向于追求突破式创新绩效，实施其它三类组合策略的企业倾向于追求渐进式创新绩效；吸收能力不仅能够积极调节高广度-高深度、高广度-低深度、低广度-高深度组合策略与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关系，而且能够积极调节3种组合策略与渐进式创新绩效的关系，但是无法调节低广度-低深度组合策略与突破式创新绩效、渐进式创新绩效的关系。     

组织间学习与绿色创新:绿色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尽管组织间学习已经获得较多关注,但鲜有研究探讨它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从组织间关系和双元性理论视角,提出了组织间的纵向利用式学习和横向探索式学习,基于组织学习理论和吸收能力理论,探究了两种组织间学习方式与绿色创新的关系,并检验了绿色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基于203家中国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结果表明:纵向利用式学习和横向探索式学习都能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创新;相比横向探索式学习,纵向利用式学习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更强。绿色吸收能力在横向探索式学习与绿色创新之间也起调节作用,但它并不调节纵向利用式学习与绿色创新的关系。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组织间学习方法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丰富并拓展了绿色创新的相关研究。     

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视角

本文利用2003-2017年中国各省份数据,通过实证检验的方式研究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存在显著地正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社会网络与企业研发溢出吸收能力 ——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8—201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企业社会网络对研发溢出吸收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于企业研发溢出吸收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董事长和总经理的社会网络都有体现;高管持股数量和区域市场化水平是社会网络作用企业研发溢出吸收能力的内外部重要渠道,当高管持股数量越多,市场化水平越高,社会网络对企业研发溢出吸收能力的促进作用越强;当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同一个人或者企业并非属于高科技行业时,社会网络对于研发溢出吸收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强.     

“高校—企业”技术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来自经验取样法的证据

为探讨现代企业与高校之间技术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立足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以经验取样法为研究范式，以高管与高校之间技术转移体验及创新成效为对象，展开连续15周日记研究，结果发现：“高校—企业”技术转移会积极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规划性博弈与功利性博弈具有中介作用，技术吸收能力具有调节作用。由此证明，在“高校—企业”技术转移合作中，企业技术吸收能力水平在历经组织间博弈后，将显著调节由技术转化而形成的创新绩效增幅。建议相关企业主动开展创新合作，并通过均衡性博弈机制完善自身技术吸收体系，实现“高校—企业”技术转移“双赢”初衷。     

考虑吸收能力的区域创新多维溢出效应

合理利用区域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和价值链溢出效应，有助于区域创新发展与创新效率提升，而对区域创新溢出效应的利用程度则受其吸收能力影响。将创新过程分为知识创新阶段和产品创新阶段，利用Network Slacks-based Measure模型计算全国内地30个省域两阶段创新效率，将吸收能力引入空间溢出效应和价值链溢出效应对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中，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空间溢出效应在部分年份显著，省域间没有形成稳定的空间关联关系；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时，提升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均有促进作用；价值链溢出效应不显著或者存在负向影响，创新过程两阶段相对独立，此时提高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提高没有显著作用，甚至具有负向影响。     

风险投资网络能力、创业企业吸收能力及创新

本文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构建了风险投资网络能力、创业企业吸收能力和创新绩效三者的理论框架,从网络资源获取能力和网络资源利用能力两个维度分析了风险投资网络能力对创业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以及创业企业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通过清科旗下的私募通数据库收集了2009年到2019年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事件构建网络,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网络资源获取能力和网络资源利用能力越高,创业企业创新绩效越好;(2)创业企业吸收能力在风险投资资源获取能力、资源利用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变化趋势研究

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大而不能倒"问题,自2011年起,金融稳定委员会开始推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名单,并对上榜银行提出了更审慎的监管要求。从已公布的9期名单看,G-SIBs成员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欧洲G-SIBs数量不断下降,来自中国和加拿大的银行数量不断增多。为降低监管成本,多数G-SIBs采取了去同业、去复杂化的发展策略,同时加大托管、清算等金融基础设施功能的发挥,G-SIBs系统重要性得分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近些年来中资G-SIBs系统重要性得分持续快速上升,由此产生的监管成本值得高度关注。建议中资G-SIBs客观评估纳入G-SIBs的监管成本,实现业务发展和监管成本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