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领域延伸责任分担研究

文章基于一定的激励政策工具假设与责任承担模式下,借助于市场经济下价格的传导机制,构建逆向供应链下各参与主体在不同回收模式下的决策模型,考察政策工具组合作用下,供应链成员各自最优决策下物质责任的分担问题.在具体各承担模式中,随着废弃物回收责任、拆解处理责任的分担与转移,相关责任主体可享受的超回收激励、超物料回收标准激励,及未达法定标准的经济惩罚等经济责任也实现了分担.研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领域相关主体延伸责任分担和激励政策工具设计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双支柱调控的金融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全球42个主要经济体1991—2016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双支柱政策框架的金融稳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增长上具有显著作用，双支柱政策在缓解金融风险顺周期性上具有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2）盯住贷款的宏观审慎工具和针对借款人、贷款人的宏观审慎组合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3）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扩张上的作用不显著，但其宏观审慎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相较发达经济体更为显著，发达经济体双支柱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总体显著，其中货币政策效应更为突出；（4）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效应在下行周期优于上行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的交互效应在上行周期优于下行周期；（5）只有个别宏观审慎工具会对失业率、消费和物价产生微弱的负效应。     

高铁开通促进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本文基于2008—2018年非枢纽城市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提高了非枢纽城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其高质量发展.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二线和三线非枢纽城市企业,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对资源密集型企业以及一线非枢纽城市企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拓展了高铁建设的经济后果研究,丰富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文献,对高铁建设的规划布局及其经济分布效应分析具有参考意义.     

技术中介在技术交易服务中是否存在下沉倾向——基于买方选择视角的验证

技术要素转移与交易对技术中介有较强的依赖性，而技术中介的存在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信息失衡，为买方交易提供必要支持，技术中介服务直接影响技术交易效率。当代技术中介服务已经形成较大规模，提供服务的种类也较为全面，整体上适应了技术市场发展需要。但是，由技术中介参与的大量交易都存在低端化倾向，据此提出中介服务下沉化假设，并构建选择影响因素模型。通过对买方企业数据的采集与回归，发现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分类样本均有效验证了主要假设变量。因此，为保障技术中介合理发展，从政策层面应重点关注如何提升服务质量，使其服务于中高端技术交易需求。     

成长冲动与风险对冲: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扎根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提出了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下企业海外并购的两大动因,即成长冲动和风险对冲.同时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内生有机成长方式、外在本土并购扩张方式受到了阻碍;企业面临着因融资成本、非经营性成本增加带来的风险;此时,海外并购便成为企业的最佳策略.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述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在成长冲动和风险对冲的驱动下,企业倾向于使用海外并购来替代本土并购,且这种替代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成长冲动强烈、融资成本和非经营性成本较高、风险承担能力弱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海外并购策略,以规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科技企业孵化器何以激活区域创新——风险投资与孵化基金的中介作用

完善创新生态系统、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是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的重要目标。基于2013-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科技企业孵化器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风险投资和孵化基金在其中的间接作用。结果发现：①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水平，但主要增加的是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授权数总量，对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并没有显著促进作用。上述结果在剔除直辖市样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区域风险投资和孵化基金集聚效应是科技企业孵化器影响区域创新水平的主要机制；③科技企业孵化器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在不同区域间差异较大，在东部地区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加显著，而且政策工具强度对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区域创新水平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

数字化时代的经济运行方式呈现出数据驱动、万物互联、创新迭代的特征，数字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属性对创新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361座城市2010-2018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带动本地创新绩效提升，而且对周边城市创新绩效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空间溢出效应也更显著。由此，建议可从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搭建数字化平台、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等角度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本地区和周边地区创新绩效共同提升。     

宏观经济政策调节下的供需协同

2020年以前,中西方宏观经济政策调节都经历了供给侧与需求侧主张的交替过程,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政策主张并没有共存过,主要是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而在2020年后的中国,供给与需求均被关注、强调.二者之间除了具有对立性,在社会背景、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具有一致性,双方能够发挥协同作用.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当下,中国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供需双侧发力对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而政府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在供给侧和需求侧进行同时调节,使供需双侧发挥协同作用,更好地促进经济双循环体系的构建和国民经济的稳健运行.     

基于PMC指数模型的青年发展型城市人才政策评价——以东北地区为例

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是为了给青年人才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进一步提升人才对地区发展的智力支持作用。运用PMC(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的政策评价方法，对东北地区青年发展型城市现行的人才政策进行分析，并与高人才指数城市的人才政策做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东北地区青年发展型城市的人才政策整体较为科学合理，对地区人才队伍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在人才晋升、金融支持与海外人才引进等方面还存在欠缺。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人才政策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