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耕还林(草)工程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以甘肃秦巴山区为例

以甘肃秦巴山区为研究对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探究退耕还林(草)工程对农户生计产生的影响。在宏观层面上,主要阐述了新一轮退耕还林(草)工程对耕地、生态环境、农民收入、基础设施产生的影响。在微观层面上,借助实地问卷调查,并借鉴英国国家发展署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甘肃秦巴山区的退耕户与非退耕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多样化状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退耕户的生计资本与生计多样化状况都好于非退耕户。因此,应该加大推进新一轮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的宣传、监管力度,创新退耕还林(草)工作机制,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农户加入到退耕还林(草)工程中来,积极拓宽劳务输出渠道,加大对自主创业农户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力度。     

深圳市龙岗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研究

以深圳市龙岗区为研究区,通过空间分析、土地利用转移矩阵、Moran’s I指数来研究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特征,应用马尔科夫模型预测未来用地结构的变化,并探讨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用地除园地保持增长外均逐渐减少,面积最大的林地是各类新增用地尤其是园地的主要土地来源;建设用地持续扩张,除林地外未利用土地是其主要来源,而在2000年后建设用地扩张大量侵占园地与耕地;各类用地均呈分散趋势;建设用地将成为主导用地类型,其余类型用地均显著减少;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推动了建设用地扩张过程,在规划影响下工矿仓储用地与居住用地间存在着相互转换;园地在占有林地空间的同时被建设用地侵蚀,而短期呈现难以持续的增长势头。     

基于多层次模型的甘肃秦巴山区农户生计多样化研究

[目的]针对生计多样化成为农村地区消除贫困的重要选择,对甘肃秦巴山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期为提高农户生计的多样化水平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方法]文章通过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价法对甘肃秦巴山区的385个村庄的1 200个农户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多层次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因素。[结果](1)甘肃秦巴山区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越高,农户的平均收入就越高;样本中有9. 25%农户只有一种收入来源,且近1/2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指数在0. 1~0. 5,总体上生计多样化水平较低。(2)生计多样化指数的12. 35%变异是由农户居住村庄的外部环境导致的。在不引入村庄层面的变量时,发现外出务工情况、家庭收入情况、家庭对教育的重视情况、耕地状况、园地状况、固定资产状况、退耕还林(草)对生计多样化有显著影响。(3)引入村庄层面的变量后,发现村庄的高程对外出务工情况,耕地状况影响显著,村庄的收入状况对教育的重视状况的正影响显著,村庄距最近乡镇的距离对教育的重视状况、家庭收入状况的反作用影响显著。[结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种植养殖技能的培训;加大对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的资金与税收、金融政策等支持;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草)工程,加快生态移民进程等促进生计多样化水平提高的政策建议。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重庆碳排放时空格局研究

基于重庆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2018年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及能源消耗统计数据，测算其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索土地利用碳排放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重庆的土地利用碳排放量由2000年的1 908.14×104吨增至2015年的4 546.76×104吨再降至2018年的4 187.21×104吨，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其中建设用地、林地分别对碳源、碳汇的影响较大。（2）重庆土地利用碳排放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渝东南、渝东北的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偏低，主城都市区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偏高，其中主城新区的土地利用碳排放量整体有所上升。（3）重庆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由弱脱钩逐渐转变为强脱钩。（4）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均对土地利用碳排放空间分异有影响，其中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有所减弱，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力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