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传导异质性与实体经济流动性配置的“马太效应”

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流动性进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因此货币资金的配置效率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交互效应面板分位数回归,测度货币政策对实体企业流动性的异质性效应。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实体经济流动性配置陷入了资金越充裕的企业越易于获得融资,越易于获得融资的企业资金越充裕的窘境。这种流动性配置的“马太效应”具体表现为,货币政策对尾部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及头部企业的一半;虚拟经济对尾部企业的“分流效应”高达头部企业的3倍,从而强化了流动性配置的失衡。因此,当前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普惠政策有助于提升流动性配置效率,进一步完善调控模式的关键在于健全现代化金融体系,增强货币政策的靶向性和针对性。     

高校教师的科研人力资本探析

高校教师是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他们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全过程中运用自身知识、技能和智能,整合各种资源并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教师内在的知识、技能以及智能是高校教师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其兼具"物"和"人"的双重属性,是一般特征和个性特征的有机统一体.对高校教师的科研人力资本进行价值评估和货币计算,是科学研究人力成本核算的基础工作,是对高校教师的科研人力资本进行合理补偿的重要前提.     

基于主体功能定位的湖北省县域乡村性空间分异研究

[目的]确立与主体功能区定位相协调的乡村发展类型与乡村政策,是促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重要措施。[方法]以湖北省县域为空间单元,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划分县域的乡村发展类型。[结果](1)2016年湖北省县域乡村性指数相对较高,乡村性呈现出东低西高的空间分布格局。乡村发展类型可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和均衡发展型,分别占县域总数的25.29%、16.1%、10.71%和48.28%。(2)重点开发区的乡村类型以工业主导型和商旅服务型为主,乡村类型主要是城镇化和工业化带动,市场、资本推动力和农民的自主选择突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乡村类型均以农业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为主,不同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的农业自然和生产条件优越、农耕文化根植,农业政策扶植,乡村类型是由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推动;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类型受资源环境约束、经济基础及行政干预的推动。[结论]三大主体功能区下的乡村类型及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并提出不同乡村振兴发展的政策建议。     

财务管理学改革与财务金融学构建探析

我国货币市场在不断发展,我国对于金融市场的重视度也在不断地提升。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企业的运营管理不仅仅依靠于企业的资源以及企业的内部条件,金融市场的波动对于企业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文章主要分析财务管理学教学现状,分析当中存在的问题,对财务金融学这一学科的发展提出建议。     

数字化背景下高校财务预约报账模式研究

高校传统报账模式长久以来存在等候时间久、审核效率低、人工消耗大等问题.随着"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入,在提升业务效率、减轻基层负担方面,数字校园一体化平台接入财务预约报账系统势在必行.本文在信息化、数字化背景下,以H大学为例,通过对线上财务预约报账模式的分析,明确数字化报账模式的优势和创新点,并探寻高校财务报账模式的发展路径,以期为其他高校财务系统建设提供参考.     

"智慧"城市主义:思想内涵、现实批判及其转型启示

作为关于智慧城市及其发展所构建的新的话语体系,智慧城市主义旨在理解、批判与反思当下智慧城市发展的理念、目标、主体、方法、受众及结果等内容.虽然近十年智慧城市主义的思潮得到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我国城市研究对智慧城市主义的基本内涵、发展特征、发展困境及转型诉求都鲜有探讨.为此,综述介绍西方学界对智慧城市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发现:1)当前以技术为导向、政府—企业型治理结构主导了智慧城市的发展,且产生了诸如城市治理公司化、技术官僚治理方法、社会控制及对社会民居参与及需求的漠视等问题;2)转型智慧城市强调应该将"城市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纳入到智慧城市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倡导应用导向的智慧城市治理结构,促进智能技术设计、开发、实施与应用的社会构建过程,以及重视场景要素对治理结构、技术功能及解决方案的决定影响.基于此,提出我国未来智慧城市发展的建议.     

荣誉的力量: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能否激励地方强化企业减排?

健全环境治理领导责任体系是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核心,这不仅需要有力的问责机制,更需要有效的激励机制.作为典型的激励政策,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以环境质量改善为重要依据,授予该称号能否激励地方强化企业减排,产生荣誉的力量,这是验证这一激励机制是否有效的关键.为此,使用1999-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以化学需氧量(COD)排放为例,从微观视角系统考察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在环境治理层面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地方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后,能显著促进企业COD减排,彰显荣誉的力量.这一减排效应,尤其体现在国有、外资控股、大规模、污染密集型行业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探究其机制,发现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具有鲜明的政治激励特征,能引发政治强激励官员,通过强化企业源头防治、提高清洁生产技术、引进高质量绿色企业等方式实现减排.利用新增企业信息,发现称号授予的减排效应没有以牺牲邻近城市为代价,引发污染就近转移,反而激励邻近城市引进高质量绿色企业.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补充环境激励型政策是否有效的实证检验,而且从理论层面为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推动绿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