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的历史经验与生态化转型

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国民经济五个阶段的贫困原因与减贫经验,认为贫困是内生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因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不对称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中国政府对不同发展阶段造成的发展不平衡以举国体制进行内部化处理,实现了一定历史阶段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的相对均衡,形成了结合中国自身制度优势的特殊减贫经验.其间,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和21世纪前二十年中国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减贫成效,主要得益于三次城乡融合释放的农村要素给农民带来的现金收益和财产性收益.因此,在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期,更要通过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转变为生态扶贫,大力推动新时期的城乡有序融合,通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创新与社会化业态创新激活农村地区大量沉睡的生态资源资产,构建生态化扶贫的长效机制,以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     

贫困治理参与、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视角

市场竞争在企业参与外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创新激励作用吗?从这个问题出发,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为研究背景,从宏观治理与微观治理两个层面,政府与市场两个视角,投入与产出两个维度出发,考察参与扶贫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使用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先从投入维度实证验证了企业参与治理会在一定程度产生"创新投入挤占效应",即上市公司参与扶贫治理与其创新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然而,更高市场竞争程度能显著降低"挤占效应",有效发挥创新作为根本动力的激励作用;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区分信贷资源和政商关系的异质性,这种"挤占效应"在信贷资源可得性较差、政商关系水平更低的参与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研究表明,这种"挤占效应"通过政策性负担的增加、管理层业绩压力的降低而显著提升.最后,经济后果分析发现,企业参与贫困治理虽然挤占了其创新投入,却提升了创新产出,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与质量都得到了改善,参与治理为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带来了益处.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企业主体创新行为的理解,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新思考,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     

坚定政治立场全力支持脱贫攻坚

自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以来,战略规划部毫不动摇坚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政治方向,积极落实总行党委服务脱贫攻坚各项决策部署,谋划服务脱贫攻坚相关举措,统筹考虑全行扶贫贷款信贷计划政策和财务可持续等因素,从量和价两个方面做好支撑和保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积极贡献。     

延安退耕还林与生态扶贫效益分析

延安作为全国退耕还林的先行市和示范市,退耕还林成效显著,备受关注。分析了延安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与生态扶贫成效,提出了退耕还林工程助推生态富民长远发展的对策,为林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勇当先锋主力模范 书写扶贫精彩答卷

2015年以来,农发行湖北省分行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为遵循,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全力全程全行投入脱贫攻坚。五年来累计投放精准扶贫贷款1513亿元,2020年末扶贫贷款余额达924亿元,均居全省金融同业首位。连续荣获金融支持湖北经济发展突出贡献单位、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先进单位和定点扶贫先进派出单位等荣誉称号,在省政府脱贫攻坚考核中获得"好"的评价,有力发挥了金融扶贫先锋主力模范作用。     

川西北高原藏区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探测

[目的]客观揭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为科学推进川西北高原藏区精准扶贫创新途径、综合战略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治藏方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应用地理探测器模型、GIS空间分析与地统计方法等方法,探测川西北高原藏区贫困村单位面积GDP分异的主导因素,揭示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提出不同贫困化地域类型的扶贫政策措施。[结果]影响川西北高原藏区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包括到主要交通道路距离、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土地利用、年均温度和海拔高程等,各因素对贫困村经济发展分异的解释力分别为80. 76%、12. 82%、8. 82%、5. 45%和3. 96%;贫困村经济发展贫困化的分异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可归纳为交通区位约束型、自然环境约束型和经济区位约束型等三大类型;农村贫困化驱动机制下的贫困村精准扶贫政策措施亟需因地制宜、科学推进、讲求实效,有序推进精准扶贫战略。[结论]精准扶贫应分类指导、重点突破,尤其加强贫困村交通、水利、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色农牧业产业培植,注重多种扶贫模式的综合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