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徐县优势农业与旅游业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发展优势农业是改造传统农业,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之一,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两者协调发展更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新农村建设,同时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方法]文章通过文献查阅法了解清徐县优势农业葡萄及葡萄文化旅游业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及研究成果,结合实证分析法通过协调发展度函数构建模型对清徐优势农业协调旅游业发展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清徐县优势农业和旅游业的综合评价指数从2004年的0.118 6上升到2016年的0.985 8,总体呈上升趋势,同时协调度13年间,2004~2008年介于0.221 5~0.490 5之间,处于失调发展阶段,2009年为过渡阶段,协调度为0.524 3,2010~2015年协调度介于0.626 7~0.685 8之间,处于初级协调发展水平,2016年协调度为0.701 7,发展到中级协调发展水平。优势农业与旅游业协调发展有利于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农业收入的增加。[结论]推动优势农业与旅游业协调发展,清徐县需加大散户经营管理力度,切实有效地解决散户存在的实际问题,夯实优势农业的基础,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苹果种植适度规模经营研究*——以陕西省白水县为例

［目的］分析苹果种植户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研究适合苹果种植的农地规模，提高白水县果农苹果种植的经济效益，探索苹果产业可持续发展经营模式，丰富以果蔬为主的集约型经济作物适度规模经营研究范围。［方法］采用实地调研法，对陕西省白水县230户苹果种植户进行问卷调查，从收益最大化角度，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苹果生产的投入产出进行经济分析，构建收益最大化模型，测算白水县苹果种植的最适规模，分析苹果产量的影响因素，探讨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有效面积和果农参加技术培训对苹果产出的影响和贡献程度，并用钱克明等对农地的适度经营规模定义进行结果验证，最后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结果］经过分析，在同等技术条件下，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有效种植面积、果农参加技术培训的次数对苹果的产出具有显著影响。以农户收益最大化模型测算的劳均经营规模面积在0363~0447hm2（544~670亩）的可视为适度规模，根据钱克明等的适度经营规模目标值的计算，其函数解为550，在适度规模范围之内。即户均农地适度经营规模0751~0966hm2（1127~1449亩）。目前白水县苹果生产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农资市场环境和劳动力投入方面仍然存在短板。［结论］建议扩大白水县户均苹果种植面积，提升土地经营效益，从而增加果农收入，支持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创新发展模式； 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促进苹果种植户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非农收入； 从法律上规范农村地区农资市场环境； 规范农户绿色生产经营行为，提高化肥的使用效率和开发新的高效肥料； 政府引导农地的适度规模集中，整合资源进行规模化、现代化的经营。     

陕北黄陵县农户生计资本评价及其生计策略研究

[目的]选取受退耕还林、封山禁牧等生态政策影响较大的陕北农户为研究对象,分析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作用关系。[方法]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17个行政村335户样本农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1)研究区农户的人力资本整体得分最高,社会资本居次,物质资本中等偏下,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处于低水平;(2)农户生计分化明显,典型的纯农户很少,农户生计策略主要为兼农型和低水平非农型;(3)回归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指数高的农户倾向于外地兼农,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指数高的农户倾向于当地兼农,家庭年收入、人均教育投入和人情往来3项指标是促进农户向非农型生计策略转变的关键因子。[结论]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和转变是建立在自身资本结构上的,其往往向着发挥生计资本优势、规避生计资本短板的方向调整生计策略,进而达到提高整体生计资本水平的目的。人力资本优势主导下的黄陵县,加之沟壑区农地资源空间配置的破碎性与复杂性,外地兼农型生计策略将仍是该地区农户近期内的主要生计抉择。     

江苏县域新型研发机构的根植表现实证研究——以常熟为例

新型研发机构肩负发展产业、引导创新资源下沉的重任。在加快实施县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有效整合创新资源、强化源头技术供给，融合机构能力“提质增效”“创新变现”是当务之急。以江苏省县域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代表城市常熟为例，实证调查机构的根植表现，提出产业支撑匹配度、产学研合作深度、市场化能力、政府的靶向支持等五大要素，建议构建部门协作的联动体系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内涵型”增长。     

秦迁陵县粮仓设置体系探讨--以出粮机构粮食来源问题为中心

除仓官外,秦迁陵县内的出粮机构还包括田官、离乡及司空等。它们并非都建有独立粮仓,所出粮食的来源也不尽一致。田官不设粮仓,它的出粮地是公共粮仓中的一间专属仓房。离乡建有供应该乡粮食开支的独立粮仓,且粮仓数量与该乡人口规模有关。小乡可能仅有一座粮仓,故有时会产生因储备不足而需要仓官额外输粮的问题。司空、发弩及■舍三者既未建有独立粮仓,也不如田官那般在公共粮仓内占有一间仓房,它们向外供应的粮食全都是由仓官转输。总之,秦迁陵县内设置的粮仓包括县级公共粮仓和离乡粮仓两类。田官、司空、发弩及舍虽承担了部分出粮职能,但并未给县内粮仓体系带来影响。     

基于双重约束的区域耕地整理适宜性评价研究

[目的]科学合理的适宜性评价是确保耕地整理能够有效开展的前提条件,同时对于我国的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保障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方法]该研究首先选取可以反映区域耕地整理适宜性的指标因子,然后参考胡学东提出的约束条件评价模型,引入区域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双重约束,对研究区域在双重约束下的耕地整理适宜性进行评价,并通过K-Means聚类法将研究区域的耕地整理适宜性分区进行合理划分。[结果]生态安全约束和社会经济约束对区域耕地整理适宜性水平具有重大影响,高生态安全约束与高社会经济约束会降低耕地整理的适宜性,低生态安全约束与低社会经济约束会提高耕地整理的适宜性。[结论]引入生态安全约束和社会经济约束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山地区域在社会经济与生态安全双重约束状态下的耕地整理适宜性情况,耕地整理适宜性评价结果更加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约束条件评价模型可以更加合理准确地对处于约束条件下的耕地整理适宜性进行评价,是对耕地整理适宜性评价方法的丰富与完善。     

甘孜州农牧区县域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与特征分析

[目的]对甘孜州各县市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探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策略的制定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对提升县域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建立涵盖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大模块共计24项指标的评价体系,选取发展较快的2007—2014年为研究时段,运用极差法、改进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与GIS工具,对甘孜州各县市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结果](1)全州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平均值为0. 500 8,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其中康定市得分最高,石渠县最低,县市之间呈现两级分化。(2) 2007—2014年全州综合发展指数平均增幅0. 262 6,年均增速13. 77%,所有县市均处于上升过程,但县市之间增速不一,发展差距逐步扩大。(3)全州发展协调度平均值为0. 390 5,协调度较低,各县市均处于轻度失调或濒临失调水平。(4)发展水平、活力、协调度较高县市均集聚于州东部和南部,尤以东路片区最为典型。[结论]下一阶段需依据各县市实际,立足优势,制定实施合理的发展规划,缩小区域差异,提升综合发展水平。     

基于主体功能定位的湖北省县域乡村性空间分异研究

[目的]确立与主体功能区定位相协调的乡村发展类型与乡村政策,是促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重要措施。[方法]以湖北省县域为空间单元,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划分县域的乡村发展类型。[结果](1)2016年湖北省县域乡村性指数相对较高,乡村性呈现出东低西高的空间分布格局。乡村发展类型可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和均衡发展型,分别占县域总数的25.29%、16.1%、10.71%和48.28%。(2)重点开发区的乡村类型以工业主导型和商旅服务型为主,乡村类型主要是城镇化和工业化带动,市场、资本推动力和农民的自主选择突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乡村类型均以农业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为主,不同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的农业自然和生产条件优越、农耕文化根植,农业政策扶植,乡村类型是由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推动;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类型受资源环境约束、经济基础及行政干预的推动。[结论]三大主体功能区下的乡村类型及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并提出不同乡村振兴发展的政策建议。     

生计资本对黄土丘陵区贫困人口生计活动的影响及评价*——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

［目的］通过深入研究黄土丘陵区贫困人口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的影响，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存量、实现区域可持续生计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文章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基于对榆中县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熵值法分析了东北部山区、中部川区和西南部山区贫困人口的生计资本状况和生计活动方式，并对其生计活动进行评价。［结果］从农户的生计资本组合来看，榆中县整体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3类资本较为富裕，尤其在西南部山区和东北部山区3类资本缺乏型农户比例较高。中部川区各乡镇人口的总体生计资本状况较好，总指数最高，而西南部山区次之、东北部山区最低，两者生计资本状况总体匮乏。农户的生计活动主要以种植、养殖和外出打工为主，生计活动多样性程度偏低； 中部川区人口的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最高，西南部山区次之、东北部山区最低，且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加之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缺乏进一步限制了当地农户的生计多样性。［结论］（1）针对不同生计资本水平和生计活动多样性程度偏低的贫困地区，需要进一步发挥民族文化产业扶贫优势，开启地域产业扶贫新模式，打造地域无公害特色农业产业品牌，提高农户物质资本边际贡献； （2）发展小额信贷金融服务，改善农户金融资本存量，预防村际农户金融资本二元极化； （3）实施免费教育培训技能学习，打造教育培训脱贫示范村，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缓解贫困人口生计压力等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扶贫政策措施。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价格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余江县179份交易案例

[目的]确定农村集体商服用地、工业用地价格的影响因素,为科学评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地价、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提供参考。[方法]利用全国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试点之一的江西省余江县179个交易案例,运用特征价格模型分析农村集体商服用地、工业用地价格的影响因素及各类因素的贡献率。[结果](1)农村集体商服用地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依次为乡镇财政收入、人均纯收入、到客运站距离、到国道的距离、教育设施;农村集体工业用地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依次为人均纯收入、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到客运站的距离、到国道的距离。(2)社会经济因素、区位交通因素和公共设施因素对集体商服用地价格的贡献度分别为69. 0%、20. 4%和10. 6%;社会经济因素和区位交通因素对集体工业用地价格的贡献度分别为52. 8%和47. 2%。[结论]总体上与国有城镇建设用地价格存在共性规律,但存在部分因素与国有建设用地价格规律存在差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估价不宜完全套用城镇建设用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