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变异

鉴于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推导了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非对称分析的理论模型,并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近三十年来,随着制度的变迁,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均发生变异,前者由流动性约束演变为短视行为,后者由损失厌恶(或远期流动性约束)也演变为短视行为。面对收入下降,农村居民的消费增加,而城镇居民的消费下降。习惯偏好和实际利率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而这种交互作用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抑制了城镇居民消费,之后不再显著。本文的主要结论对常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的不同取值是稳健的。     

持久收入假说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基于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两种分解方法的省际面板模型检验持久收入假说的三个假设.结果发现,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不为零;就诸省份而言,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进一步探讨了持久收入假说不能完全解释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原因."λ假说"检验表明,城镇居民消费对当期收入过度敏感,其呈现理性化趋势.     

持久收入理论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基于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两种分解方法的省际面板模型检验了持久收入理论的三个假设。结果发现,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持久收入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安徽、黑龙江、吉林、陕西、甘肃、青海、云南和海南等省份农村居民的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为零,而其他省份的农村居民消费与暂时收入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不为零。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对当期收入是过度敏感的,导致持久收入理论失灵。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对消费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与规模经济分析

以中国四大商业银行1985~2002年的数据为对象,引入Cournot垄断模型对中国银行业规模经济经营绩效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为寡头垄断型,并且存在较为微弱的规模经济效应。因此,单纯的扩大经营规模是不可取的。但是,中国银行业的低效率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的不对称,以及银行业本身的改革与发展愿望和有益的改革尝试,使得中国银行业目前的“规模经济”还存在发展空间。所以,在不妨碍市场竞争机制的前提下,中国银行业合理的兼并与重组将有益于社会。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与波动的福利分析——基于异质居民户的数值模拟

文章在Lucas(1987)模型中引入习惯形成,并将其拓展成含收入变量的形式,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国农村五等份收入户的收入数据进行数值模拟。结果显示:收入增长比收入平稳更为重要。当风险偏好不变时,两类福利成本的比值随习惯强度变化的轨迹呈倒U型;习惯形成不变时,两类福利成本的比值随着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的增大而递减。在不考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时,促进收入增长能为低收入户带来相对较多的经济福利;不考虑收入增长的福利效应时,收入波动加剧会给低收入户带来相对较多的福利成本。因此,当务之急是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也应该兼顾收入波动给低收入群体造成的消极影响。     

持久收入理论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运用基于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两种分解方法的省际面板模型检验了持久收入理论的三个假设。结果发现,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与其持久收入均显著相关。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其暂时收入显著相关;安徽、黑龙江、吉林、陕西、甘肃、青海、云南和海南等省农村居民的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等于零,而其他省份的不等于零。"λ假说"检验表明,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对当期收入都是过度敏感的,导致PIH的局限性。选择误差修正项的绝对值表征不确定性和远期的流动性约束对城镇(或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不确定性和远期的流动性约束对城镇(或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大于城镇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