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北京发展增速的新动力

2003年,新经济为北京市GDP贡献37%,北京软件业与芯片业产品占全国50%,同时实现新经济领域内各行业的完整布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梁昊光对北京新经济的发展结构与竞争力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通过此,我们可以看到新经济在北京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北京市是如何驱动新经济发展的.     

北京人口、资源、环境与城市发展的硬约束与突破

首都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面对人口变动的挑战,需要解决至关重要而又无法依靠外界输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是: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容量。城市规模迅速扩大,科学发展理念需要切解决水、能源、大气、交通网络与土地开发带来的变化。     

典型平原农区土地非农化对乡村发展影响的微观机理

深入探讨农区土地非农化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理,是优化城乡土地资源配置、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文章结合山东省禹城市与桓台县7个城郊型回迁社区、新型农村社区、传统型村庄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资料,应用可行能力分析方法,从生态、社会及经济等3个维度构建了农户行为响应评价体系,分析了典型平原农区农户对土地非农化的行为响应特征,揭示了土地非农化对乡村发展的微观影响机理。研究表明:(1)土地非农化是城乡土地要素流动与空间重构的过程,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包括由城镇征地、村庄扩展与农村社区化产生的直接影响与城镇辐射的间接影响,提升或降低了农户行为主体的生态、社会及经济福利;(2)不同类型村庄对土地非农化直接影响的行为响应各不相同,其中,城镇征地对城郊型社区的影响最为剧烈,导致农户经济、生态福利的提升及社会福利的下降,传统型村庄受村庄扩展影响深远,降低了农户生态福利,新型农村社区具有较高的居住效用,有效提升了农户生态福利;(3)传统型村庄受土地非农化间接影响较强,经济福利得以显著提升,经济发达镇域辐射效应有效提升了新型农村社区农户的生态、经济及社会福利;(4)农户资源禀赋不同导致农户对土地非农化的行为响应存在差异;(5)适度推进城乡用地增减挂工程,调控城乡土地要素的合理流动。最后,该文提出了不同类型村庄的城乡一体化模式与调控路径。     

垃圾处理地域的生态补偿——以北京市为例

分析了当前城市垃圾处理设施面临的人口规模膨胀、土地空间有限、处理设施紧缺、影响社会局部稳定等突出问题;认为实施垃圾处理生态补偿是妥善处理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从北京市经济、社会、环境的角度分析生态补偿的模式。     

重视提升开发区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思考

经过23年的建设．国家先后批准了5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各开发区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近几年，经过国家清理整顿开发区和宏观调控两大政策的调整．开发区的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发展时期已对开发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开发区向多功能综合性工业区发展．全面重视开发区发展的内在质量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60年来北京城市发展的时空格局研究

新中国60年来,随着城市的转型,以及产业园区化、居住社区化、资源资产化和环境生态化,北京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面临诸多现实问题、科学问题与政策问题,虽然60年来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形态特征非常直观,但其发生发展的机理、动力及过程却十分复杂.本文利用时间和空间发展指标测度其地区资源、生态、文化、社会、经济及其与外围城市之间相互作用对北京城市发展空间的体现,并从立体趋势面分析政策、制度和经济社会变迁对空间干预的影响.     

基于就业视角的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选择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是全球现代产业转型的主导方向,也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流模式。在深入分析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通过结构偏离度和比较劳动生产率分析,指出为了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北京市应重点发展现代物流业、云计算、新型信息服务业、电子商务、设计服务业等产业门类。     

中国式现代化的源流、经验与贡献

世界现代化起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不仅是一种世界历史过程，更是一种社会变迁、国家竞争和文明转型。西方国家先后经历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两个阶段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开端于19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建国初期、改革开放40年和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国7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就斐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创新发展成果显著，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升，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有可能使中国达到并保持世界先进水平，使中国重新站在人类文明的世界前沿，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为世界大部分国家和人口的现代化提供参考和借鉴，开辟出一条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提供新范式。     

制造业数字化、数字贸易壁垒与出口企业影响力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业重塑出口竞争优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路径。本文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考察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出口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制造业数字化总体上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市场势力，但其提升机制随企业的出口产品性质而有所不同。对于同质化产品出口导向型企业，数字化能显著降低其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从而获得价格优势；对于异质化产品出口导向型企业，数字化有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和产品定价，从而扩大质量优势。数字化推动企业调整其产品布局，生产更多异质化产品。(2)数字化与数字贸易壁垒之间的交互作用是限制制造业出口企业市场势力提升的结构性因素，行业数字化水平越高，数字贸易壁垒对企业市场势力的抑制效应就越强，且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管理成本和冰山成本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3)从市场结构看，制造业数字化提高了存续出口企业的市场势力，扩大了高盈利能力企业的市场份额，促进了低竞争力企业的有效退出，推动制造业市场整合和集中，但并没有改善出口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本文对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破解出口企业的“低加成率”难题具有启发意义。     

数字“一带一路”如何影响东道国参与国际分工——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数字互联互通三个维度，利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2010—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各东道国的数字“一带一路”建设水平进行了测算，并实证检验了数字“一带一路”对沿线东道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一带一路”有利于提高沿线东道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并以数字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效力最为明显。数字“一带一路”主要通过促进东道国出口产品质量改善、人力资本升级和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机制驱动价值链升级，但不同子维度的作用效果不同。从行业异质性看，数字“一带一路”对中低技术制造业、电信业和贸易服务业的影响最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一带一路”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存在国家间的示范效应，能够增强各东道国发展的整体性，弥合“数字鸿沟”，有利于各国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