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施加了怎样的影响

虽然大量研究从金融发展的视角讨论了金融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但是从金融化的逻辑深入分析中国这一主题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使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金融部门与金融劳动力扩张作为金融化的代理变量,测度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以金融部门扩张为代表的金融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表现出稳健的U型关系,以金融劳动力扩张为代表的金融化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2)在东部地区金融部门扩张与城乡收入差距表现出U型关系,金融劳动力扩张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不明显,在中西部地区金融部门扩张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金融劳动力扩张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3)贸易开放和外商直接投资放大了金融部门扩张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但是在不同区域存在差异性。本文为研究金融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文献做出了边际贡献,为金融化在转型经济体中的收入分配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利于纠正金融"脱实向虚"的倾向,进而关注提高金融发展的普惠性和金融对外开放的质量。     

江苏省外资利用的经济绩效研究

长期以来,江苏坚持把利用外资放在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地住,实际利用外资规模持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利用外资已经成为支持江苏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利用1998-2008年的统计数据,从资本形成、进出口贸易、工业增加值、经济增长、社会就业五个方面对江苏省外资利用的经济绩效进行分析评价,为加深对外商投资效果的认识和更好利用外资提供有益的参考.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数字金融需求方的视角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其收入结构.进一步研究发现,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异质性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通过促进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进而促进农户家庭增收.     

财政金融支农的农民增收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我国2000—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农民增收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一是财政支农、涉农信贷和农业保险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二是国际金融危机后财政支农的增收效应有所增强,农业贷款的增收效应则无显著变化;三是财政支农与农业保险的协同作用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财政支农与涉农信贷对农民收入增长并没有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四是财政支农有助于撬动涉农信贷和农业保险的发展进而促进农民增收.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需要优化财政金融安排,形成财政金融支农有效协同的体制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南京市工业产业转移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国内外经典产业转移理论的基础上,选取南京市代表性产业,从产业集聚的角度,运用区域静态和动态集聚度模型,分析得到这些代表性产业的转移态势,并根据分析结果和各产业在南京市的经济地位提出南京市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