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强度指数看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

本文运用进出口强度指数和投资强度指数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自90年代以来双边贸易投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与投资紧密联系程度持续稳定上升;中国与东盟国家紧密经贸联系具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推进作用.     

论金融开放条件下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与监管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浪潮下,我国金融管理当局正努力消除因金融管制造成的“金融压抑”,通过制度调整扩大金融开放。WTO的加入,标志着我国金融开放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在此背景下改革和调整金融制度,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简约单方程模型实证分析

汇率作为开放经济的中心变量,其频繁的波动使各国对汇率及汇率制度安排重新进行了审视。在人民币持续升值压力的背景下,我国完成了由单一盯住美元向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汇率制度转变。但改革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趋势如何?通过对影响均衡实际汇率的基本经济要素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了未来我国均衡实际汇率的变动方向,采用滤波方法估计了未来均衡实际汇率变动的基本方程。同时,为反映基本经济要素对均衡实际汇率的经济解释力,还运用脉冲反应函数进行实证检验。     

内生框架下货币政策与就业的关系研究

基于跨期最优化条件,在内生劳动力供给框架下分析了货币政策对居民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消费者对商品消费的相对风险规避程度大于1,那么货币供应量增加会促进就业的上升;如果规避程度小于1,货币供应量对就业的影响则取决于其规避程度与实际余额持有份额的比例;而等于1时,货币供给增长率对就业只产生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货币表现出中性特征。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具体情况,消费者对商品消费的相对风险规避程度比较大,因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就业,实证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但从长期来看,中国消费者的相对风险规避程度有下降的趋势,过度依赖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是不可行的。     

开放条件下外汇储备变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基于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的现状及国际比较,分析了开放条件下外汇储备与货币政策的内在逻辑联系以及冲击路径.研究发现:外汇储备变动主要通过货币供应量、货币供给结构、货币内生性及"三元悖论"等渠道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进一步阐明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应改革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加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力度,促使国际收支结构平衡,以提高货币政策实施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资本积累的动态行为研究——基于预付现金约束的Stockman模型与分析框架

本文通过将消费与投资分阶段引入预付现金约束,分析了在Stockman模型（1981）中资本积累的动态行为。通过研究发现：如果预付现金约束仅考虑消费,那么货币沿调整路径及在长期中就是超中性的;作为一种扩展,如果预付现金约束考虑消费和投资,那么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将影响平衡增长路径上的消费、产出及资本存量,对经济调整速度的影响则取决于消费者偏好与技术函数参数的符号。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出口贸易效应研究

基于跨期最优化贸易模型,通过引入外部不确定性,分析了实际汇率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如果企业生产规模报酬递减,则实际汇率变动率增大将导致企业出口量及利润增加。运用中国1985年-2008年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与出口呈正向关系,马歇尔-勒纳假说在中国成立。     

货币扩张、消费习惯偏好与产出非对称效应研究

运用 LSTVAR 方法,考量货币扩张、消费习惯偏好与产出非对称效应,发现货币扩张的产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且货币扩张在“低增长区制”下的产出效应显著大于在“高增长区制”下的产出效应。消费习惯偏好的程度差异是导致不同经济区制下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主要原因,且低消费习惯偏好下货币扩张的产出效果更好。鉴此,政府在主动降低经济增速要求的同时,应积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改善居民消费环境,优化居民消费结构,以降低居民消费习惯偏好。     

消费习惯偏好、政府支出扩张与产出效应

本文基于具有消费习惯偏好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运用数值模拟技术分析了我国政府支出扩张对消费和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支出扩张虽然能有效增加社会总产出,但对私人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从而形成了我国“高增长-低消费”的特殊经济格局.同时,研究还表明,低消费习惯偏好下政府支出的政策效果显著优于高消费习惯偏好下政府支出的政策效果.因此,要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有效地运行,除了降低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外,还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降低居民消费习惯偏好,使政府支出有利于居民消费增长.     

中国-东盟经济紧密联系的实证分析与前景展望

文章运用进出口强度指数和投资强度指数对中国与东盟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边贸易投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与投资紧密联系程度持续稳定上升。同时,文章分析研究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紧密经贸联系的物质基础及其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