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约束、质量信息成本与食品原料行业的市场失灵

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传统农业技术条件下单质量食品原料市场均衡模型,以分析食品原料市场需求的扩大如何导致耕地价格的上涨。然后引入资源及质量替代型技术进步等因素,构建了一个多质量食品原料市场均衡模型。分析表明,存在一个临界收入水平,只有收入超过此水平的消费者会选择高质量商品,且在不完全质量信息情形下,高质量商品价格将因支付信号传递成本而高于完全质量信息情形。因此,资源及质量替代型技术进步通常并不是帕累托改进,且随着消费者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这类技术进步的社会总福利效果最终有可能为负,即意味着市场失灵。本文还基于中国农产品生产与消费数据,对本文模型分析的主要假定与推论进行了初步验证。     

竞争性行业中央企业利润最优上交比例:内部代理成本与外部融资成本的权衡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关于一般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利润最优上交比例的理论模型:对于那些企业投资回报高于社会平均资本成本的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在考虑其利润分配时要权衡两方面成本:一是因利润上交而导致的企业对外融资的交易成本:二是因利润留存于企业而可能被经营层侵蚀的内部代理成本,而利润最优分配应使上述两方面成本之和最小。本文基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62家中央企业数据展开计量分析,并对近几年这些企业的利润最优上交比例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从近几年中央企业经营数据看,国资委及社会对中央企业的外部监督较为有效,而就其中的净资产回报率高于平均社会资本成本的40家企业而言,由于利润回报率水平普遍较高,同时企业外部融资的交易成本又较高,故这些企业绝大多数其利润应全部留存。因此,若要利用国有经济支持公共福利,主要依赖的不应是竞争性行业的绩优国有企业,而应是垄断性国有企业与竞争性行业中企业投资回报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成本的国有企业的利润上交,以及对后一类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股权减持。     

关子向计划经济转型动力的经济学解释

向计划经济转型的实际动力在于,对于市场经济制度下那些收入水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低收入群体而言,具有平均分配倾向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预期更好的制度,因而推动向计划经济的转型可能是其理性选择;欧美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的变化与工人运动的起伏变化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在进行"滞后"修正后,这两个变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交通拥挤成本的测算与拥挤税设计:以上海为例北大核心CSSCI

该文改进与拓展了交通拥挤外部成本的经典测算模型,将交通拥挤成本分为时间延误成本、额外燃油成本、交通事故成本和环境污染成本等四项,并且在测算时间延误成本时,计入了出行者和车辆运输的额外成本。该文基于新的测算模型,估算了2014年上海工作日早晚高峰时段交通拥挤的外部成本,结果表明,交通拥挤的外部成本约为同年上海GDP的0.7%,其中占九成以上为时间延误成本。最后,该文具体讨论了上海交通拥挤税试点的方案设计,并对交通高峰时段的交通拥挤税税率设定提出了建议。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比较

本文将两大经济学理论的深层内核结构均归结为四个维度的基本要素紧密相联的整体，其中作为核心生长点的基本价值倾向的差异使两大理论的内核结构形成了不同内涵，表现耿市场偏好与市场批判，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资源配置视角与利益关系视角，均衡分析方法与矛盾分析方法的根本差异。通过对两大理论体系在其核心理论－－价值理论与收入分配理论方面的深层比较分析，可发现二者在哲学底蕴上还存在着现象主义与本质主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重大差别，而这些差异也都是与二者深层内核结构特别是基本价值倾向的差异紧密相联的。     

制度参数、国家规模与后发国"蛙跳"

文章首先构建了一个有关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技术扩散的正规模型,该模型将制度背景作为一个参数引入,借以从形式上分析制度背景对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过程的影响;模型的动态分析从形式上展现了后发国家在技术水平上超越先发国家("蛙跳")的全过程,并推论出后发国成功实现"蛙跳"的先决条件是:后发国由制度参数与经济规模参数所决定的综合参数能够由比先发国低的值跃升为比先发国高的值。此外,文章还基于经济制度由相关利益主体间制度博弈均衡所决定的这一分析框架,进一步尝试性地解释了制度参数变化的非均匀性,并对中国未来实现"蛙跳"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人力资源的优化与我国风险投资个别风险的降低

本试图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对当前我国风险投资问题展开分析，为此，本首先将风险投资的风险分解为系统风险和个别风险，并进一步认为其中个别风险的降低主要取决于高素质人力资源的投入；然后提出了与风险投资相关的三类主要人力资源，并着重分析其在风险投资与创业过程发挥作用的微观机制；以此为基础，最后从宏观政策角度探讨了人力资源优化的途径。     

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初步的框架

意识形态是对人类有关事务的应然和必然的论证;意识形态能给接受者带来效用的增加,包括信息成本的节约、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但意识形态要求接受者偏离狭隘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基准,个体则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来决定对意识形态的接受及接受程度;意识形态一旦为人们所接受,将通过多种机制来实现其克服个体“搭便车“问题的社会功能.